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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余头的门卫室只住了两个晚上，因为除了头天晚上我酒后睡得像头死猪外，第二天晚上一刻也无法入眠。何止是不能入眠，老余头倒上床之后，我的头就像被一条电锯在锯，老余头呼噜了一夜，我的头就被来回锯了一夜。天刚擦亮，我就逃了出来。直到跌倒在我自己的那张床上睡着，电锯声才彻底消失。
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借宿，只好又搬了回头。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的心绪渐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只是那一阵子，我老以为春子还会来找来，于是时时做好大骂她一顿的准备，然后叫她滚得越远越好。但我白费了许多心思，春子自从那天早上消失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她的鬼影子。
难道那个“头发长长的，长得蛮好看”的小丫头不是春子？可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小姑娘不是春子又会是谁呢？这个讨厌的问题一天到晚纠缠在我头脑里，搞得我一天到晚脾气好不起来。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过几次小郑，起先小郑还能说个大概，后来越说越不明白了。她是个近视眼，远一点的东西都看不清楚，老眯着眼睛。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戴付眼镜，嫌在脸上装两块玻璃不好看，可以戴博士伦嘛。这个一脸雀斑的小郑让我很是恼火。
一天傍晚我又出门溜达，刚走出老街，遇到一个当事人。那人见到我大喜，一把拉住我，说刚刚去买一支数码录音笔，准备趁对方当事人不在意的时候，把他的话套出来，然后录下来做证据。口臭和唾沫喷得我一脸都是。我一怒之下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对方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下来的东西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不过那会儿我根本没心思跟那已经傻了眼的茶商再解释第二遍，因为春子突然从对面走了过来。
我愣在那里。春子看到我更是一惊，她骤然停住，看上去像是在随时夺路而逃。
我扔下在我面前喋喋不休的委托人，径直向春子走去。我不知道走过去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在大街上臭骂或痛打她一顿，我只是本能地怒气冲冲走过去。可这个傻大姑根本就不知道逃跑，站在那里就像一只吓傻了眼的梅花鹿。
我弯腰把她掉在地上的那只大纸袋捡起来，示意她跟我一起走。我盘算着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然后劈头盖脑对她大发一顿雷霆。我一定要大发一顿火。春子迟疑了片刻，跟在了我后面。
我招停了一辆小公交车，诅咒了一句，把春子拉了上去。车窗外，我的那位当事人怒冲冲地瞪着我，愤怒把他的大脸盘子完全变成了一付猪肝。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春子带到我住的地方，更不知道春子为什么会低眉顺眼地跟在我后面。总之，等坐下来之后，我那早已打好腹稿并预习了无数遍的骂词一句也找不着了。事实上，从春子跟在我后面的那一刻起，我蓄谋已久的怒火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互不搭理地坐了半个多小时后，我走过去捉住春子的一只手，把她拉到我常去的中心市场大排档。我想我应该醉一次，或者说应该糊涂一次，我已经许多天没有喝醉酒了。
酒菜安排停当，春子却不端杯。
“陪我喝一杯，”我命令道。
“不，”春子说。
“陪我喝一杯，”我再次把杯子端起来。
“不，”春子固执地看着我，“我再说一遍，不。”
我闭着眼睛低咒了一句，然后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想我肯定是头脑里哪根筋出了问题，我应该把她大骂或暴打一顿，然后让她滚得远远的，而不是把她带到餐桌边上来请她喝酒。
“为什么去律师所找我？”我开始向她发难。
春子不语。但片刻之后，她喃喃道：“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了什么？”我马上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式。
春子慢慢垂下长发浓密的脑袋，额头压在手臂上。我盯住她的小脑袋，在想象中一把揪起她的头发，然后狠狠打了她十几个大嘴巴。后来我的视线转移到她的手臂上，弯曲在桌面上的那只小手纤细而修长，在惨淡的日光灯下，苍白得仿佛失去了知觉，这和美眉弯曲在病床被单上的那只失去血色的小手何其相似。刹那间，我感到内心像被什么猛地撞击了一下，怒气再次从我的胸口消散。
夜幕已完全降临，一拨又一拨的吃客聚集在大排档，喧嚣声充斥在这一大片灯火晃动的空间。我没再去理会春子，只是埋头喝酒，准备把这瓶酒喝个底朝天，然后拍屁股走人。至于面前这个又可怜又可恨的小丫头，她就是在桌上趴到天亮也不管我的屁事。
一瓶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春子抬起了头。她的额头因为挤压出现了一抹红印，眼睛更是红得像一只兔子。她看了一眼酒瓶，然后把半瓶白酒几乎全部倒进那只准备用来喝啤酒的大玻璃杯，紧接着仰起脖子一口把它喝光。等我反应过来，那只空杯子已被扔回了桌上。
“为什么不骂我一顿，”春子开始哽咽，接着抽泣起来，“为什么不打我一顿……”接着埋下头放声大哭。
我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拿着杯子顿时傻了眼。
四周的视线一下子聚集过来，排档老板更是煞有介事地提着个大勺直勾勾地望着我。
该死！我咒骂了一声之后扔下杯子，连人带椅挪到春子身边，一边从背后拥住她，一边附在她埋在长发里的耳朵上低吼：“喂、喂、喂。”
好不容易才把她“喂”停，我赶紧把钱付掉，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满脸泪痕的春子拽出了中心市场。
“赶快送她回家，”我一边对自己说，一边在马路上四下张望找公交车。真该死，平时这里的公交车和三轮车比厕所里的蛆还多，今晚居然连根车毛都看不到。我一边诅咒一边想起来，这两天公交车和三轮车在为交费问题上访闹罢工。真是狗屎！什么时候不能闹事，偏偏我难得非用车不可的时候瞎闹事。已经闹了好几回，哪一回闹出名堂来？
春子已经完全站立不稳，我知道若稍一松手，她马上就会像一堆烂泥瘫倒在地上。我累得两手发酸，只能拦腰把她抱住，好让她的脑袋和胸脯在我身上获得一点支撑，以便我腾出一只手打电话。这情形大概他妈的十分像两个人当街拥抱，而且拥抱得死去活来，因为四周马上聚起了一圈人并随之响起一片喝彩声和口哨声。我已经顾不得许多，头脑想的只有一件事，立即找到一辆车，那怕是一辆手扶拖拉机。我打陆军的手机，不在服务区。打他家里的电话，没人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收起电话想移到人行道上去，但已经没有了可能，我和春子已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张脸对着我们狂笑，口哨声和外围的汽车喇叭声划破整个夜空。后来我听到了尖锐的警笛声，很快拥堵的人群在乱闪的红绿灯之间让出一条通道，几个警察冲下来，骂骂咧咧把我和春子塞进了警车，然后呜呜啦啦狗叫似地一路把我们拉到派出所。
一个小个子警察把我从头到尾讯问了一遍，得知我在律师事务所上班，怏怏放下了手里的警棍。
“到底怎么回事？”他问，态度并没有什么大变。
“她酒喝多了，”我指了指靠在一张木制沙发上的春子说。
“你呢？你也喝多了？”
“我没喝多，”我顶撞了他一句。
“妈的，”小个子警察瞟了春子一眼，对我骂道，“你酒不喝多会抱个大姑娘站在马路中间吗？”
我恼羞成怒地申辩道：“我只是扶着她打电话，打电话有什么好看的吗？”
小个子警察正要发作，桌上的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
又是一起报警，那厮挂了电话骂骂咧咧出了办公室，片刻又转了回来，把我和春子赶出了大门。
春子还是无法行走，但酒力已经过去。我无计可施，只好像扛一袋面似地把她扛在肩膀上，因为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间挂着一墙电警棍的地方耽搁。起初春子还在我肩上挣扎，两只脚乱蹬，一巴掌打到她屁股上之后，她才安静下来。我的手掌厚而少肉，俗称冬瓜手，能劈砖断木。那年在南乡发火，一巴掌下去，把乡长的桌子打了一个大洞。
接下来的情形是：我把我的女朋友——我一进去就这么说的，我不想把麻烦弄得更大——在一片嘲弄声中扛出派出所大门。然后终于拦到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把春子弄到了我住的地方。感谢上帝，出租车司机没罢工。
把一个醉酒的小女人带回家里，决非我有什么不良企图。事实上，从堵塞交通的那一刻起，我就恨不得一脚把地面跺开一条大缝，把春子头下脚上扔进去。我带春子回去，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理由如下：
一、倘若把春子扛回她家里，势必我要动手敲门。春子的父亲是派出所的警察，就算这老警不在家，她母老虎似的后娘见到这种情形也未必让我脱身。最后的结果是：我再次回到警察手里，二进宫决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
二、倘若把春子背到火车站附近那栋宿舍楼，也有两个可怕的后果：一是春子没带那屋的钥匙，白折腾一个来回；二是那屋的主人回来了，一把揪住我，让我说不清楚。
基于上述考虑，我把春子扛了回家，让她和衣睡在我的床上，因为她酒后发冷，浑身抖个不停。后来我也和衣睡了上去，因为熬到最后，实在困得吃不消。当晚的情况就是这样。
翌日早晨醒来，春子还在侧着熟睡，嘴巴微微张开，还打着小呼噜，很像一个放大了尺寸的芭芘娃娃。我坐在床边看了她很久，才去上班。
中午回来，我一进屋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床上被条叠得整整齐齐，所有东西各就其位。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就像走错了人家。
这次醉酒之后，春子开始常来看我，给我洗衣服，帮我整理房间。起初我坚决不让她干，但这小丫头非常执拗，把我的脏被单、脏衣服和臭袜子统统扔进房东那只大木头澡盆里，然后拿着她买来的那袋衣粉站在水龙头前不屈不挠和我对峙着，我搞不过她，只好由着她去。由于春子的执拗，我的住所一改过去的混乱局面，变得非常整洁和条理。
一天下午，春子正在院子里给我洗衣服，陆军打来电话，说辞职的手续已经办好，准备搭乘次日清早的那班特快到广州，晚上请我吃饭，算是告别。我挂断电话，怔了半天才走出屋子。
陆军自从那晚与苏琴见面后一直很少与我联系，我也很少打他的电话。美眉住院时，他到医院探望过一次，我们几乎没说什么。陆军沉默寡言，只是说他准备辞掉工作去南方。陆军的话让我陷入更深的孤独之中。
春子在晾衣服，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两截浑圆的粉臂。
“刚才谁的电话，”春子边抖衣服边问。
“陆军，”顿了一下，我说，“晚上喊我去吃饭。”
“你出去吃饭？”春子失望地看着我。
春子每次过来，我们都会在一起吃饭，然后消磨一夜的时光。有时迟了，春子就睡在我那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拥抱和抚摸，但再没有发生过关系，我们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将此做为对美眉的一种避忌和尊重。
“陆军明天就要到南方去，”我面带难色道，“这是一顿告别宴，我不能不去。”
春子不吭声了，继续晾她的衣服。
五点多钟我送走春子，如约赶到红树林。见我进来，陆军忙对苏琴说：“这就是高飞。”苏琴拘谨地对我笑笑。“陆军常提到你。”她说。
苏琴长发齐腰，瀑布般从脸颊两边垂淌下来，线条明朗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幽怨而深邃。
我笑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今晚就我们四个人，”陆军说，“杜梅等一下就过来。”
我没吭声。我知道杜梅肯定会来，不过没想到只有我们四个人。早知如此，把春子带来就好了。原来讲好和春子晚上去吃大排档的，出门的时候春子看上去真的很失望。我真希望春子这会儿能打个电话给我——她的手机丢了有好几天了，这阵子都是她主动联络我——不过我知道她不会的。尽管我们常常在一起，甚至相拥而眠在一张床上，但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朋友关系，虽然我的房东和我们常去的那家大排档的老板决不会这样认为，但确实如此。因为春子有男朋友，他们继续来往。与我们常常说起美眉相反，我们几乎从不谈起那个男人，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春子有时也会打电话给他，比如问他在哪里，要他别整天在老虎机房赌博等等，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他打电话给春子。这也是我不再和春子发生性关系的另一个原因。
索然无味地坐了几分钟之后，杜梅来了。这次她穿戴得非常得体，长发用一个发卡收拢成一束马尾，一袭漂亮的紫色的套装把她脸、颈项和手臂衬得越发的白净。她冲我腼腆一笑，坐在苏琴的旁边。
这又是一次颇为尴尬的见面，两个根本不相干的人相互间的关系却是被法律确认的夫妻！
服务员开始往上端菜。菜肴不是很多，却都很精致，其中那道甲鱼炖火腿是这家酒店的看家之菜，所选的甲鱼非野生的不用，火腿也很讲究，直接从金华采购而来，当然价格不菲。我和陆军喝白酒，苏琴和杜梅喝长城干红。
酒桌上的气氛友好而伤感。
“那边都落实好了？”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无不伤感地看着眼前相处多年的老同学。
陆军点点头，深情地和苏琴对视了一眼，他们的脸上仿佛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我端起杯子，在盘沿上磕了一下。“祝你们明天一路顺风，”我说，“过去后打电话给我。”我和陆军将杯中一饮而尽，苏琴则浅啜了一口。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陆军放下杯子同样伤感地喃喃道。
“我也会打电话给你的，”苏琴拉着杜梅的手，哽咽着说，“我会想你们的。”泪水已在眼眶里闪动。
我感到喉头有点发紧，马上喝了一口茶。不能让气氛继续伤感下去，弄成儿女共沾巾的悲戚局面。我再次端起酒杯，示意了杜梅一眼，然后笑着对两个有情人说：
“喝到现在，你们俩竟然不站起来敬我们俩个大媒人一杯酒，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慌里慌张端杯的杜梅，故意把杯子在盘沿上磕得碰碰响。
陆军和苏琴赶紧站起，手里握着酒杯。
“喝吧，”我说，“你们喝完了我们再喝，先干为敬。”
陆军一口把杯中酒喝尽，然后把杯底朝下示意给我看。
“不错，”我表扬了他一句，然后微笑地注视着满脸绯红的苏琴。苏琴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大号玻璃杯，还有大半杯红酒在里面晃荡着。看上去，她显然没有能力一口把它们喝下去。
“我来代。”她的男朋友笑嘻嘻从她手里接过杯子。
我笑了起来：“现在就晓得心疼老婆了，好吧，给自己老婆代酒岂能不许？”
苏琴的脸刷地通红。陆军获准代理，仰头将一大杯红酒全部倒入喉咙。
我二话不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陆军狡黠地望着杜梅，用手指了指她的杯子。
杜梅的大杯里满满当当一下子红酒，两位小姐杯里的酒都是我开席之前趁她们俩一个劲说话时给斟满的，等她们发现后大呼小叫已无济于事了。杜梅把已放下的杯子又端了起来，荡出的红酒顺着她纤长的手指滴下。“我不能喝酒的。”她嗫嚅道，两片红晕飞上了脸颊。
“那怎么行呢？”陆军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我们的杯子都空了，你岂有满杯的道理。”
“我真的不能喝呀。”杜梅求饶地望着苏琴，希望从陆军的女朋友那里获得援助。
苏琴笑而不语，用眼睛瞟了瞟我。
“对，”陆军大笑，“叫高飞代劳。”
“不，”我抗议道，“你们是老公把老婆代，我们……”话一出口，我就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但为时已晚，杜梅腾地红了脸。陆军马上揪住我这句没说完的话。“哈哈，”他简直兴高彩烈地喊起来，“老公把老婆代岂有推辞之理？喝下去！”
杜梅窘得眼睛不知看哪里好，她把那杯酒推到我面前。“是他倒的酒他自己喝，”她说，脸已红到了脖子。苏琴看着她一个劲地笑。
我原本是拿他们开一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酒精已经把我的心情从一开始的拘谨和沉闷中解脱出来，变得松驰而兴奋，没想到弄巧成拙，一脚射门把球揣到自家的门洞里。
陆军得势不饶人，把那杯红酒端到我的眼皮底下。
那一大杯红酒至少有四两，杜梅喝掉大概连一钱都不到，泼洒出去也只是极少的部分，我走投无路地看着那一大杯酒，拿起来又放下去。“我喝不掉这么多，”我讨价还价地说，“代一半吧？”
“那要问你的委托人是否同意？”陆军幸灾乐祸地笑。
“我代喝一半可以吧？”我硬着头皮征求我合法妻子的意见。
“不可以，”杜梅避开我的视线，但嘴角却泄露出笑意。
“好吧，”我万般无奈地端起杜梅朱唇轻吻过的那只大玻璃杯，仰起脖子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放下杯子，擦去嘴角和颈子上的湿痕，我对杜梅说：“怎么样，我们再回敬他们俩一杯，来而无往非礼也。”
说着，我拿起干红的瓶子往杜梅的空杯里斟酒，杜梅没有推让，她望着打着旋儿落入杯中的红色液体，唇际浮现出笑容。杜梅如此，苏琴自然也无法例外，她的杯子也被斟满。
我站起身子，举起斟满的杯子，杜梅也立起。
“下次该轮到我陪你去永丰接亲了，”我注视陆军因爱情而闪动的眼睛，“不过要提前给你一个忠告：切记把白酒换成凉白开。”
陆军和苏琴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杜梅抿住嘴唇，但笑容还是在她粉红的脸上溢开来。“接亲那天，给他准备了凉开水，他不喝，一个劲地喝酒，最后被抬到车上。”
陆军大笑。“没这么夸张吧？被抬到车上？”
“你问他自己。”杜梅扫了我一眼，很有分寸地把握着笑容。
“是的，”我自嘲地一笑，“所以有此忠告。”
笑声中，我和陆军把杯中酒一干而尽。苏琴举杯轻啜一口，杜梅照此效仿。我和陆军心照不宣，再不去挑起红酒的事端，以免又惹到自己身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借口去一趟卫生间，下楼去结帐。我虽手头拮据，但这顿为朋友饯行的饭局理应由我做东。老板娘拿起帐单，抬头冲我嫣然一笑。“帐已经结过了，”她解释说，“小陆来的时候点了菜和酒水就把钱付了。”
我身上只剩最后两百多块钱，站在收银台前最担心的就是钱不够付，老板娘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自从我学会花钱，囊中羞涩的情形总是如影随行，每每让我痛不欲生。
吃罢主食，我们下楼到门口，喊了两辆脚踏三轮车。两个女人手拉手上了一辆，我和陆军坐上后面一辆。
“跟着前面的车吗？”车夫躬腰蹬紧脚踏，侧过身问。
“不，”陆军说，“送我们到江心洲广场。”
“好咧。”车夫转过车把，悠悠地踏动车子。
“你以为我连请一顿饭的钱都没有吗？”我扫了陆军一眼，“为什么提前付了帐？”
“不为什么，”陆军眼睛盯着外面，“只是想在走之前请你和小杜吃顿饭。”
我们在江心洲堤坝的长椅上坐下，开始抽烟。宽阔的新安江水倒影着对岸的灯光，无声地流淌着，平静的江面宛如黑缎般光滑。
“对我的辞职你不感到意外吗？”陆军突如其来问我一句。
“也许……好像不是一时的念头吧？”我说，“你曾经对我说起过。”
“是的，”陆军猛吸一口烟，烟头的红光骤然亮起，“其实认识苏琴之前我早已有此念头，只不过是得过且过，混一天是一天罢了。”
“你现在的状况不好吗？”我不无揶揄道，“吃香的喝辣的。”
黑暗中陆军发出一声冷笑。“孟夫子说得不错，”陆军望着悄然无息的江水，“术不可不慎啊。”
“你不会说法官不是个好职业吧？”
“是个好职业，”陆军嘲讽道。
“如果你在认识苏琴之前就动了辞职的念头，”我拍拍老同学的肩膀，“那么你刚才的话不构成你这次辞职的理由。”
陆军侧过脸戒备地打量着我。“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回答道，“全中国还找不出一个法官会因此而辞职。”
陆军喟然长叹一声。“我原来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但官场充斥着许多小人，我早已心灰意冷。”
“别忘了你父亲曾当过县长和县委书记。”我提醒他道。
“但他已经退下来了。”
“如果没退，你还会说这个话吗？”
陆军冷笑一声。“我宁可有一个当农民的父亲！”
“你不觉得你这句话里带有许多虚伪的成份吗？”我忍不住挖苦了他一句。
陆军转过头盯住我。“不错，”陆军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我想问你的是：你会为你的父亲感到耻辱吗？”
“不，”我冷冷道，“我父亲虽然没给我带来财富和地位，但他是个勤劳正直的人，我为什么要为他感到耻辱？”
“我和你不一样，”陆军喟叹一声，“我从小就为我的父亲感到耻辱，倒不是说我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确实让我为之蒙羞。我亲眼见到他对下级横眉冷对，但碰到比他大的官又完全是另一付嘴脸。他每天回到家里和我母亲交谈的内容只有两项：怎么巴结比他大的官，怎样对他小的干部。在台上的时候，眼睛长在头顶上，下了台之后又一付奴才相。”
我无言以对。
“我不否认我的工作受益于我的父亲，”陆军接着说，“他拼着最后一点老面子办到了这些事，但对我来说，这些所谓的益处恰恰是我内心不能承受的最大耻辱，因为事后我知道，我父亲为了让我能分配到法院，哭着给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官僚下跪。而在他当县长时候，曾有一次回家对我母亲得意扬扬地说，他把一个跪在他面前不让他出办公室门的乡下佬关了十五天。”
我拍了拍陆军的肩膀，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不过我知道这样做是徒劳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陆军重新点了一支烟后，久久看着黑如墨汁的江面，然后接着说，“对亦官亦奴这句话的有切肤的感受，我想改变这一点，但这是多么幼稚的念头！后来我变得玩世不恭，混一天是一天。苏琴的爱情让我振作起来，我要带她到南方去，重新开创一番事业，我不想当一个一辈子碌碌无为的小公务员。”
我再次无语，我原来一直想再干的不就是个小小的公务员吗？这甚至是我父母梦寐以求的希望。
不远的石条凳上一对情人拥抱在一起，女的被弄得咯咯地笑。
“回去吧，苏琴在等着你。”我站了起来，陆军的话让我感到羞愧。
“不要紧，”陆军对我启齿一笑，他的牙齿因不远处那盏路灯的荧光线而呈现出精瓷一般的白色光泽，“她和你老婆今晚有说不完的话。”
“我没有老婆。”我皱了皱眉头。
“我明明陪你去接的亲，你怎么会说你没有老婆，”陆军一脸笑意地望着我，“你们办了离婚手续？”
“什么回事？”我说，“想给我做媒？”
“笑话，”陆军说：“你们都结了婚还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媒？”
“那只是一场戏，”我对陆军正色道，“我不希望你拿这个来开玩笑！”
“对不起，”陆军拍了拍我的膝盖，少倾，他问，“美眉还没醒过来吗？”
我叹了一口气。
半个月前，美眉的二哥来过一次。那天正好春子在我那里，他简单说了一下美眉的情况就走了。我强留他吃午饭，但他坚持说已经吃过，走了。整整一个中午，我和春子相对无言。此后一周的时间内，我没见到她。
一阵沉默之后，陆军扔掉烟头站起来，对我说：“有件事请你帮个忙，请把这封信在我离开后交给陆红。”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薄薄的信封。
“一封信？”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是的，”陆军把信递到我手里，“所有的这一切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包括陆红在内，”顿了片刻，他再次把脸转向我，“有些事情必须让我的家人知道。”
我点点头，把信收进口袋，然后我们一起走出广场。广场外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工人文化宫灯火辉煌，门口横七竖八停放着一溜待客的三轮，嘈杂的音乐声不断从上面辐射下来。
“再见，”陆军把手伸给我，不远处跳动着的荧红灯广告牌在陆军脸上不断地变幻着颜色，他脸色凝重，目光深邃。
“明天清早我不送你们了，”我怆然握紧陆军的手，“就此告别，一路保重。”
我们各上一辆三轮车，两辆车过了新大桥后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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