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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床后头痛得厉害，我每次掺着两种酒喝一觉醒来都要头痛得要命，更何况一晚上从床铺上跌下来好几次。我用一只食指抵住太阳穴，另一只手排除妨碍在屋里找矿泉水。我这屋里老是有剩下半瓶的矿泉水，都是美眉从外头带回来的。我找到了半瓶水，喝完之后还是口渴的厉害。我想我必须到我叔那儿去一趟，这种事情在电话里是说不清楚的，亲自去一趟以示我对我叔事情的重视，而且还能省下一笔手机费。我叔是个健谈的人，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在巷口的小摊上吃了一碗豆腐脑，然后花一块钱搭公交车到火车站下了车。我叔开的那家地王房地产开发公司就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楼里。
我进去的时候，我叔正一手叉腰在电话里大声跟人发大火，见到我随便点了个头，然后恶狠狠对着话筒说：“搞死他！搞死他！”。他总是这样，动不动搞死你，搞死他，也不知他一天到晚到底搞死了多少人。我来这里的次数不多，但每次的情形都是惊人地相似，这也是我从骨里子瞧不起他的理由之一。我走到窗前，看火车站广场上乱糟糟的人群和来来去去各种各样牌子的汽车，直到我叔把那杀人的电话通完。
我转过身子在我叔老板桌前的那把转椅上坐下。
我叔从桌上的铁盒里抽出一支中华烟扔给我。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我叔说，杀气仍残留在脸上。
“你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叔有点诧异地望着我，“我知道什么？”
“管立秋要告你的事。”不等我叔再开口，我就把管胖子要起诉他以及要我为其做代理的事全盘托给了他，然后静等他发话。
“起诉我？”我叔皱着眉说，不住地点着头。
“起诉我？”我叔接着又说了一遍。
我不得不把刚才对他说过的话再说了一遍，并加进去我们昨晚在一起喝酒的情节，以证明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来。
“行，”我叔说，“这事我知道了。”
“那我怎么办？”我问，这是我此行的目的。
“他不会起诉的，”我叔说得很不耐烦，但很肯定，“所以你根本不存在为他代理打这件官司。”
我还想说什么，我叔伸了一只手把我给制止住了。我说过我叔其实大不了我几岁，但他终究是我叔。而且每次和我叔谈话，我都会没出息地处于一种拘谨状态，虽然我从骨子里轻视他。
我叔拿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大口，突然对我说：“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请你必务要答应下来。”
我坐直了腰板。
我叔说得吞吞吐吐，不过最后我还是弄明白了。他要我去和一个女人登记结婚——等那个女人把肚子里婴儿生产出来后——再同这个女人办理离婚。这女人是一个重要人物的二奶，这个重要人物需要一个儿子，他原先的独子因过于毛燥在前年的一次车祸中命丧黄泉，所以他需要另一个儿子作填补，以避免断祠的后果。他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的发妻刚刚过了生产的年龄。而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把这个私生子生下来，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无处不在，就算你逃得了这一关，你没有结婚证、准生证这一大堆东西，别说没一家医院敢接收你，你就是去了也是自投罗网。所以他必须选一个傀儡作掩护，总之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得跟真的一样。因为我叔同这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用他的话说是割头换胫之交，所以这一桩事顺理成章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叔最后对目瞠口呆的我说：“你要做的事就是用一下你的名字，余下的事不用你操心。到时候离婚，一切手续也由我来办。”
“可是……”因为高兰的事受惠于我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请帮帮这个忙，现在正在搞‘三讲’，我要确保他不在这件事上翻跟斗。”我叔说完，脸上露出一副哭丧相。
“好吧，”我说，就这么轻率地答应下这件事情。
这事虽下三滥却也并没什么大不了，我就曾冒充过别人的老公出席过一次小学生的家长会。几个月前，我们律师所的蔡律师因为一场应酬脱不了身，便央我做了她的临时配偶。我往那教室里一坐，就成了一个9岁小女孩的爸爸。
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十二分地滑稽。
在请学生家长作交流发言的时候，那个圆圆脸戴着眼镜看上去还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班主任突然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
“请问你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她用很咬口的标准普通话问我。
我说了蔡律师女儿的名字。我就是坐在她女儿的板凳上，来之前小蔡塞给我一张条子，那上面写着我该坐的地方。
“那请你谈谈，你是怎样看待小学生早恋问题的？”那黄毛丫头用严肃的眼光看着我。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完全让我措手不及。
“请谈谈你的看法。”她重复了她有要求，然后看了看四周。
“学生早恋的确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搜肠刮肚想出这句话后，接着以攻为守道，“不过在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家长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为时过早吧？”
这个圆圆脸的黄毛丫头什么也没说，重新回到讲台前。
“江卓娜同学，”她抑扬顿挫地说，江卓娜是小蔡女儿的名字，“在过去的几周内，怎么说呢？给班上15个男同学分别写了15份内容不一的小纸条，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情书吧。虽然内容少的那张条子上只有一行字，但是，表达的意思却是很明确的。如果不是一位男同学的家长在无意中发现这一情况，其后果可想而知……”
不用看我都知道，教室里所有学生家长的眼光都聚集过来，弄得我头皮顿时大痒。
这位严肃的小学老师接着就这个敏感的校园问题发表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演讲，其中最让她痛心的是：在最近的一次期中考试中，她这个班的平均成绩下滑到同年级的倒数第一名，这一切——她暗示——都是小蔡那个宝贝女儿惹的祸。而在此之前，其它班级的学生家长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往她班上转。
演说结束后，这个让我几乎无地自容的女人又把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视线重新聚集到我身上。
“你可能是这位女同学的舅舅，叔叔或者其他什么人，”（感谢上帝，她没再提江卓娜的名字，否则我一定要唆使小蔡控告这女人违反《未成人保护法》、《民法通则》以及其它相关对公民隐私权、名誉权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她用她一直保持着的严肃态度对我说，“但请你转告她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的事，社会、家庭都负有共同的责任……”
我敢打赌，她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冒牌货。
我想我这次也一样，只是手续复杂一点而已。至于别人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冒牌货，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只是这回再不能告诉美眉了，我不想在身上再弄出个32.5处尸斑来。但这件事毕竟有趣，让我去冒充一个重要人物二奶的丈夫！既是重要人物的二奶，想必一定年轻而有姿色，把这件事情说给陆军听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打了陆军的手机。
“喂，今天又在哪腐败？”我问陆军。两天没见，真还有点想他。
“腐败个屁呵，”陆军咕哝道，“我在医院。这鬼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你赶快来扶我一把，妈的，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
这小子大概昨晚纵欲过度，不能见死不救。我拦了辆公交车，跳了上去。我们这座城市里到处都能见到这种在大街小巷窜来窜去的小昌河车，它们被刷成清一色的土黄色，由于日晒雨淋失去了光泽，远远看去就像一只只碱粉过量的馒头。
陆军心烦意乱地站在住院部外的花坛边吸烟，没有站立不稳的迹象。
“陆红这逼东西，到现在也没见着她的鬼影子！”陆军看见我，恨恨地骂道。
陆红是陆军的妹妹，一个漂亮的妞儿，总是风风火火骑一辆大得吓人的红色本田摩托车，我每次骑那辆50破踏板车遇见她都要羞愧得无地自容。
“老头子还好吧？”我假装关切地问。
“有什么好不好的？老毛病，在吊水，”陆军又怒了起来，他冲着我质问，“你说陆红这逼东西到底跑哪去了？关机，一天到晚都是关机。”我被他问得一楞一楞的，好像陆红是我老婆似的。
“喂，”我对陆军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要走？”
“就是呵，”陆军说，“陈刚找我，我好不容易帮他约好了人，他们正在国际大酒店，就等着我去呐。”
“操，那你去不就得了。”我知道陈刚最近一直围着陆军转，他有个哥们犯了事，案子刚起诉到法院。
“可老头子吊水。”陆军说。
“有我呀，”我说，“水快完的时候去喊护士，不就这点事嘛。”
陆军大喜，说，“哎呀，你这真是救了我。”说着就往住院部后面的小楼走。
“喂，”我跟在后面喊，“病房又换过来了？”
“那个混帐的部长弟弟不来了，”陆军头也不回地说。
“不来了？”
陆军在电话里说他在医院的时候，那个“长发飘飘的小女孩”马上从我头脑里蹦了出来。其实那晚我酒多了，根本没注意到她是头发到底是长还是短，只有一个加进事后臆想成分的模糊印象。我坐在公交车上努力在回想那天晚上做的梦，那个梦很长，我只能记得最后一点点，那就是美眉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向我招手，四周都是川流不息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疯狂地围着她打转，后来一切都消失了，仿佛突然被一阵飓风卷走。街道上空空荡荡，四周一片死寂，只有落叶在随风起舞。恐惧和孤独突然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就在我即将被撕成碎片的时候，那个小丫头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我伤心地放声大哭，结果哭醒了。
陆军三步并着两步把我带到他老头躺的病房里，然后一溜烟走了。
偌大的病房里头就放一张大病床，连里头的沙发都是真皮的，茶几上还放着电话，拐角的低柜上还放着一台纯平大彩电。这么一个好地方，没病我都愿意在这躺着，陆军居然说不是人呆的。真是千好万好不如当官好，连退下来都有这待遇，更别说那些个咿咿呀呀粉墨登场的台上人。有一回我在上海挤公共汽车，正好路上驶过一溜警车开道的小车，刺耳的警笛让前面的车辆避之不及，片刻之后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窜得无影无踪。一位上海大叔把视线收回来之后说：“仆人坐小车，阿拉国家主人挤公共汽车！”
老头此刻正闭着眼睛让吊在他头顶的药水一滴一滴淌到他的脉管里。
窗外稀疏的紫荆树枝条上，两只麻雀悠闲地在阳光下跳来跳去。
我看看瓶子里药水还不少，就坐在沙发上看放在茶几上的报纸。
有一篇关于法治方面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了一大堆理论，最后的结论是：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杜绝一切来自于司法机关之外的以权代法和以言压法，只有让司法完全独立行事，中国的法治才有希望。我看完之后不禁好笑，这个老迂的家伙，司法独立固然是必要的，但他却不知道（或者是装着不知道），那些把讨说法的人搞得到处上访的勾当正是它们内部的人鼓捣出来的。我记得《南方周未》上有篇评论文章说，你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都要弄出许多乱子出来，再让他们完全独立，那只有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我正在暗自发笑，陆红风风火火闯了进来。
“咦，高飞！”陆红看见我坐这那里大概很出她的意料，“你怎么会在这里？”
“女儿不在，只好女婿来顶。”我笑嘻嘻地说。
“皮厚，”陆红踢了我一脚，然后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扭了两下之后，她侧过身子问我，“你不会说我一来你就走吧？陪我坐坐，等我妈来了我们一块走。”
“要我陪你坐，我又不是你文哥。”我说着就站了起来。
陆红又踢了我一脚。“别跟我提那个白痴，我早就不理他了。”
我的裤子上留下了两条白印子。
我指着我的裤子对陆红说：
“拜托你下次踢我之前先把鞋子脱了，以免我以此为证据来起诉你。”
陆红又踢了我一脚。“我求之不得，我现在就把证据给你补全。”
我可怜的右裤脚留下了三条白惨惨的脚印子。我真想在她肉滚滚的大腿上捏上一把，但我没敢动，老头正在那儿躺着。
对于这样的非礼，我早已习以为常，权当礼物来收下。陆红一伸玉臂，我又坐了回头。
隔壁病房大概躺着个什么重要人物，我大略数了一下，片刻之内至少有7批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里头点头哈腰，把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忙得不亦乐乎。
陆红漠然地盯着窗外两只吱吱喳喳的麻雀，直到外面安静下来，才把脸转过来。
“一个县长，”她说，“就是我爸以前呆过的那个县。”
“一定是个现任，”我自作聪明地下了个结论。
“那当然，”陆红一笑，“退下来了还有谁会睬你？”
我不置可否地扬了扬眉毛，从茶几上拿起她那只做工精致的鳄鱼皮小手袋。
“崭新的嘛，”我说，“又是谁送的？”
陆红看着我的眼睛。“你送的，”她说。
我赶紧把包放下。“快别损我了，我要送顶多也只能送得起一只塑料袋。”
“那你去买呀，”她的眼睛仍盯着我不放。
我的眼神一贯没她厉害，只好败下阵来。“算了吧，”我说，“到时候你那文哥找我算帐，我可打不过他。他现在还在练小日本的跆拳道吗？”
“不要提他，”陆红横了我一眼，“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耳朵有毛病呀？”
“天哪，”我叹息道，“又吹了？你到底准备嫁给谁？”
“嫁给你，”陆红说。
“别别别，”我赶紧抬起手，“你别把我给吓着了。”
“哼，”陆红往沙发靠垫上一仰，“你想得美，谁会嫁给你这个呆子。”
“那是那是，”我马上表示认同。
陆母来的时候已是中午十二点多钟，老太太跟我客套了一番之后，我便告辞出来。
走到住院部大楼前，我止住了步子，犹豫着是不是上去一趟，或许还能碰到那小女孩。既然她跑到我的伤心之梦中来安抚过我一次，我觉得有必要再见她一面——那怕仅仅只是看一眼——也算是谢了人家；另一个目的是，我要看看那小女孩到底长得什么样，是不是真的像陆军胡诌的那么长发飘飘，清扬婉兮。因为我越拼命回忆她长什么样子，她在我印象里就越走样，走得这个人物就像被凭空杜撰出来一样。
就在我拨脚准备迈上住院部大门台阶的时候，陆红跟了上来，陆红说：
“喂，你还没吃中饭吧？我也没吃，我请你吃大排面。”
我把迈出去的脚以及为迈脚而摆出去的手势收了回来，这动作大概他妈的有点像录像里的镜头倒放。一个傻乎乎的小护士冲我咧嘴一乐，可能觉得自己笑得唐突，脸一红赶紧转过身子。
我放弃了上楼的打算，把脸和身体转向了陆红，然后和她一起走到医院大门外。
陆红让我等一会儿，去取车子。我等了一会儿，陆红把那辆红色大本田摩托车“吱”地停在我身边。
“你的小扒子呢？”陆红抬了抬下巴问我。她总是把我那辆新大洲50踏板称作小扒子，以此来嘲笑我。
我说我是搭公交车来的。幸亏我是搭公交车来的。
陆红拍拍她那本田车的后座，我很听话地跨了上去。这本田车的后座要比前面高出许多，如果不想被风刮下车的话，只能前倾着身子抱住她的腰。你根本无法相信这丫头车子开得有多快。
我们在商业大厦旁边的一个小面铺里一人吃了一大碗排骨面，然后陆红骑车送我回去。我对她说送我到花溪饭店门口就可以了，我租的那屋就在饭店右侧的一个死巷弄里，巷弄本身就窄，两旁还不可思议地堆放着许多污垢斑斑的大缸，陆红那辆大得出奇的红色本田在里头根本无法掉过身子。我老揣摸这附近肯定有个酱菜作坊什么的，要不哪来这么碍手碍脚的臭罐子。我依旧抱住陆红的腰，坐在她的后面。车子上了老大桥，过了花溪饭店，仍在风驰电掣地往前开。我用下巴蹭了蹭陆红的肩膀，对着她的耳朵喊：“喂，过了。”陆红没作声，就像没听见一样。车子一路狂奔下去，很快马路两边就没了房子。风嗖嗖从我耳边刮过，我不知这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懒得问她，难道我一个大男人还怕她把我拐到偏僻处强奸了不成？
车子离开了马路，穿过一片草地，在一片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停了下来。我松开陆红柔软的腰肢，从车上跳了下来。
我一言不发，看她到底搞什么名堂。陆红把车子支稳当，转过身子，眼角挂着泪痕。我想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也许只是风吹的缘故吧。让我诧异的是陆红居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来，她叼出一支，马上用一只防风打火机把它点着，也不说敬我一支，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似的，然后走到不远处一块石头上坐下，开始一口接一口抽起来。我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我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后坐在身后的一块更大的石头上。
这实在是件极为荒唐的事情，陆红大老远把我驮到这偏僻的河滩上就是为了一句话没有地抽她的香烟吗？我把视线投向了水面。这里的河面很宽，对岸是成片低矮的桑树林，河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我盯住一段河水，随波而下直到这一段水流从我的视线中丢失。我注意到不远处几个挑沙的农民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一起望着我们。我站起来走到陆红面前，我说：“喂，你什么时候把烟给学会了？”
陆红一只手很老道地夹着烟，另一只手拨弄着河滩上一块小小的鹅卵石。好一会儿，陆红终于开口说话了。“谢谢你高飞，”她说，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谢谢你今天来陪我。”然后扔掉烟头，站起来，走向摩托车。
我依旧抱住陆红柔软的腰肢，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我不能确定是香水的气味还是她自己的体香，但这害人的气味一路上把我弄得十分地心猿意马。我在花溪饭店门口下了车，陆红头也不回地把车子骑走了。直到陆红那件浅蓝色的甲克衬从车流中消失，我才慢吞吞走进那条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死巷弄。
陆红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一边想一边走进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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