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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每天要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儿,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难道就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曾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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