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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晨、中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和干木耳。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馋.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馋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么许多了。仓廪足而知礼仪,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儿!”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儿,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有福啊,学生都这么大了。瞧这闺女，多仁义，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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