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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童年的烙印
我的记忆是从天津那个海滨城市开始的，一条名字叫海河的河流从市区流过，河面上时不时有船驳，拖着一艘艘装满货物的船，响着汽笛向下游驶去。
河里经常有小刺猬爬上岸，岸边就是我的家。
不过，这个家里没有爸爸，妈妈。只有六大爷，六大娘，和年长我两岁、四岁、六岁的三个表哥。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那时，每天陪伴我的是一个小铁盒子，里边装着玩具，六岁的我每晚都要抱着它睡，它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
有一天，我发现盒子里的玩具都没了，我哭了，这是在我记忆中，人生的第一次掉眼泪。
六大爷一一问过表兄，只有大表兄退出了我的小木枪。
从此，那个木枪便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身上。
我人生的第一次照片便是挎着那只小木枪，站在三个表兄前面。很豪迈也很无奈。
没多久，我的那木枪不知道被谁毁成了一堆碎木渣……
一年后，我搬家到了大姑妈家。那里也有三个表哥，不过均已成人。记的头一天，三个表哥当晚将我剥个精光，一个哥哥将我按在大木盆里，使劲地用刷子刷，就是洗不白皮肤很黑的我……
从此我有了一个绰号：黑狗熊。
一个哥哥将我的所有衣裤，泡在一个大铁盆里，一个哥哥不停地往两个盆里倒热水，将我与衣裤洗了又洗。那一年我七岁。
姑妈帮我问好了天津市南开区的东南角草场庵小学，我开始上学啦。
在填表中父母的一栏中，姑妈没有写上一个字。
晚上，我一再问：我的妈妈在哪？姑妈点着一支烟。许久，她说：你有两个姑妈。我又问：姑妈就是妈妈吗？她没有回答。我，就这样在没有父母的日子下开始成长。好在，大姑妈家的表哥们很有修养，能容得下我。我也一直认为姑妈就是妈妈，而且，我还比别人多一个妈妈。
二姑妈家也在附近，那里有一个叫“明”的表哥和一个叫“宜”的表姐。
每当胡同里的男孩欺负我时，总有明哥的出现，他是我的依靠。
每当三个大表哥没有人值夜班都要在家睡时，我便跑过去和明哥通腿睡觉……
我给他讲木枪的故事，让他看那张照片。第二天，我的书包里又多了一支明哥做的枪。
那支枪是用吃完雪糕后的木棒，一支支绑成的，上由皮筋做拉力，再配上用硬纸做成的子弹，比我原来那支用木头刮成的枪强多啦。
正是这支枪，扫去了我在六大爷家借宿时的阴影。
那时的天，好蓝，水，好清，河面上的鱼鹰在展翅飞翔，我跑啊跳啊，顺着海河追轮船，那船在我超过它时，就拉响气笛鸣……船上的水手便向我挥手呐喊着，我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我挥着枪也在喊：呜……
那晚，我很晚才回到家，大姑妈的脸阴沉着，我赶紧放下书包做作业，然后，吃完给我一个人留的饭；悄悄地洗自己的碗，收拾桌凳，洗脚上床。
那晚，我睡得很香、很香。
大姑妈家的家教是很严的，早晚必须刷牙，饭前必须洗手，对大人必须尊敬，不能称呼“你”字而必须称“您”。
作为天津市印刷局董事长的长女，天津市商会会长的儿媳——她老人家的修养是可想而知的。
我就在那种环境下，接受启萌教育。但是，没有母爱的教育与培养，子女的成长会是畸形的，这对我今后的人生造成巨大悲剧，是血和泪都换不来的。
一个七岁的孩子，在没有父母的关爱下，他的心灵是孤独的、是压抑的，他从小不能撒娇，不能任性。他必须学会自强，学会看人的脸色做事。这是任何没有过寄宿他人家经历的孩子所想不到的。
每当吃饭的时候，我要按人数摆好碗筷，然后，静静地等表哥们到齐。少一个人不到，是不能吃饭的。
当饭菜的香味勾起我的食欲时，小肚皮便会咕咕地叫，本能地，不知不觉地，我会喝一口醋，压一压难忍的肚饥。当那个表兄回来较迟时，我能喝下半瓶醋。
这时，二表兄就会哼一声：山西老斗！
我不知这句话是啥含义，但是从大姑妈对二表兄的责怪声中，我晓得这绝不是一句好话。
那时是困难时期，作为三大直辖市的天津，市民的餐桌上还是有大米，白面的，逢年过节，还能吃一点鱼和肉。就是少的可怜，我如想吃的话，必须先夹给大人，在赢的大人懂礼貌的声中，由大人再给我夹一点。
好在有一条海河，表哥们休假的时候，就去河边钓鱼。
这时，有一只“猫”就会出现在餐桌上，她就是“宜表姐”。
表姐特爱吃鱼，而且速度极快。大哥哥们在她吃鱼的时候，是不动筷子的，总是用关爱的目光看着她吃，而我这时是最难受的。
看吃，对儿童来说，可能是最残酷的刑法。我眼巴巴地看着她的嘴巴，她眼里却盯着盘子里的鱼。我试着给她的盘子里夹块鱼，希望她能也给我来一块，但马上我就失望了，她是举起了手，不过不是给我夹鱼，而是摸了摸我的头，嘴里还极快地说声：谢谢。
当盘子里的鱼消灭光时，她会伸个懒腰，满足地离去。
来年春天到了，我也升入二年级啦。不过，我好像又得搬家了。为此二表兄高兴地说：你占了我一年的床，我终以可以伸直腿睡觉了。
那时的天津，住房特紧张，六大爷一家六口人，住在红桥区沿河马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大姑妈一家四口人，二姑妈一家四口人，分别住在南开区东南角二条叫做吉祥、如意的胡同里，他们的住房也都是仅有十几平米，家家都是床上叠床。我在那里居住，都会影响表兄们休息，从四大爷家开始，一年一次，我已经搬过三次家了。
不过，这次我很开心，因为是要到明哥家，明哥也早已给我准备好了一支小行军床。而我呢，把拣了一个多月的雪糕棒通通给了明哥，足够他做二只枪的，以回报他送我的冰棍枪。没想到，也在童年的明哥，用这些小木棒，又给我做了一只二连发的枪。这样的表兄与其他表兄是无法相比的。我在不知不觉中，便直呼他哥哥了。
可是，美梦没有成真。二个姑妈商量以后，我还是留在大姑妈家了。因为我的父亲每月会寄来一笔生活费。这对大姑妈家会有帮助。大姑妈一个人拉扯着三个男孩，将他们抚养成人，委实不易。
在我的记忆中，大姑妈总是领着我到委托商店去，将一些金银手饰交到柜台上，然后就可以拿一些钱回去。所以前半个月，我们的伙食是好的，后半个月就吃不好了。
原来，我的爷爷从一个水手起家，创建了一个大印刷厂，在法租界买下了市区最繁华的小百楼，富甲一方，成了天津市的一代名流。我的父亲也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取了旧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平大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当头带“洋帽子”的爸爸回到天津时，爷爷给他的儿女们娶了个二妈。那年代，钱多了，自然就娶姨太太。我的父亲却与爷爷闹翻了，一气之下，参军入伍去了朝鲜，想死在美国鬼子的枪炮下。命大的爸爸二次负伤，不但没有死去，反而与战友们打的美国人在板门店被迫停战签字。多少人复员回到了故乡，倔强的爸爸仍不肯原谅爷爷，又报名去建设革命老区，去了遥远的山西高山县。
文革时期，爷爷被定为民族资本家，大部分家产被没收充公，所以，我的父辈们的中年，生活是艰难的，在唯成分论的文革中，也是饱受歧视的，亏了爸爸的革命军人这块牌子，他们才没有带高帽子游街。但是，压根就没有见过爷爷的我，在小朋友中也成了狗崽子，成了挨打的对象。当我挨打后，哭诉着向大姑妈说时，姑妈不是不言语，就是说我不对。那是一种无奈？还是对不对就先管自家孩子的美德？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明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那个打人者的屁股上总会有个大脚印的，那是我明哥的脚干的。他的脚是我最崇拜的，它是那么灵活，不仅能把个足球玩的团团转，它还那么有力，总能很准确地踢在打人者的屁股上。
如果说：肉体的疼痛是暂时的，事过境迁可以忘记；那么，精神上的痛苦则是长期的、是在记忆中不可磨灭的。
我升二年级后，小朋友们可以加入少先队，照我的学习成绩，应该是第一批发展的，当红榜公布后，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我的名字，而学习成绩排在我后边的小朋友却先发展了。
闷闷不乐的我，回到家里一言不发，任大姑妈再三追问也不说。还是二表兄看出我的心思。
他假装认真思考后说：你光学习好不行，还要劳动好才行。比如，在学校要给老师擦黑板，在家里要抢着干家务活。
我照办了。每天早晨起的最早，给大家买回豆浆、果子（油条）再去上学，每晚放学回家拿着水桶去排队打水，水满后再去喊表哥们挑回来。在学校我也是最积极的一个。但是第二学期的发展对象仍然没有我。
二表兄又说：三好学生你只占了二条，还差最重要的一条，品德好！这品德好呢不仅仅是遵守纪律，还要尊重大人，比方给大人盛饭了，把好吃的让给大人啦等等。
我也照办了。其它的都好做到，唯有这把好吃的让给别人不容易。但是我要加入少先队员，也尽量忍受着。我想无非是多喝几口醋吧。可是，有一次在吃我最爱吃的黄花鱼时，我忍不住了，鱼本来就少，还有一只吃鱼最快的猫。再让一让三个大人，我的碟子就会是空的。这时的眼泪就禁不住要流下来。
我忍不住离开餐桌跑到外边大哭了一场。
宜姐终于明白了什么，从此，很少在吃饭的时候来大姑妈家。这一下，三个大表兄都不高兴了，因为他们是更喜爱猫妹妹，而不喜欢外来的黑狗熊弟弟的。
说实话，大姑妈也是喜欢表姐的，吃鱼的时后，宜姐虽不再来，大姑妈总是用饭盒给她留一些的。
有一天，我偷吃了饭盒里的鱼，大家都不知道。大姑妈叫来宜姐打开饭盒时，里边是空的。十几岁的表姐说了一句：什么呀。扭头离去了。
大姑妈的脸沉了：这是谁干的？二表哥快嘴道：还能有谁，准是山西
老斗偷吃的。我也不否认，只是大喊：凭什么她能吃，我不行？二表哥哼了一声：“凭什么？凭她是女的。”连一向向着我的大姑妈也说我：不管怎样，你偷吃是不对的。
我对女人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我开始仔细端详这个女姐姐，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
如果说过去给我的概念是大人和小人，那么现在又多出了男人和女人。而这女人却是可以高于男人的，连小孩也不例外？
我仔细地看了又看，这女的除了头发长（我的头发也可长的和她的一样长），看不出和男的没啥两样。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仍然没能带上红领巾。三好，我都做到了，可那愿望就是与我无边。
我的座位被挪到了后边。放学排队时，也让带红领巾的小朋友走在我的前面。
地位让我变的孤独，无靠……
在学校，小朋友都不愿意和我玩耍；在家里，我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海河边，去看船，看河里的鱼。
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孤独无靠的，无援无助。直到终老，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来人世间走一遭，不过是多了一身遮羞的衣服罢了。
如果是这样，人生就是幸福的，恰恰相反，人生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恩怨搏杀。失恋、下岗、还有那些形形色色，数也数不清的能夺去我们生命的各种疾病。不信你看看你周围的亲人，有几家没有失去过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于兄弟姐妹？有几家没有人在打针、吃药或被病魔折磨？
还有那数不清的来自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
我们是不是因为有死亡就放弃生的权力？是不是因为有痛苦就放弃快乐的追求？
一杯苦胆毫无疑问是苦的，但是，把这杯苦胆放在一大盆水里，它就不会很苦了。所以，快乐是我们人生的唯一调节剂。
当我们遭受各种痛苦时，就去寻找快乐吧。
海河边，有一条横跨二岸的铁桥。当年，刘亚楼指挥的四野部队就是从这里会师的。在桥梁下，有一条乌蓬船，船上有一群鱼鹰和一个赤着脚的老爷爷。那老爷爷不时也会发出一声口哨，鱼鹰便会超低空沿着河面飞翔，然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再飞起时，口中就有了一条鱼。然后，它会飞回船上，将鱼交给老爷爷，老爷爷便会给它一条很小的鱼。当然，也有没有叼到鱼的，老爷爷的竹槁便不会让它降落，直到它找到鱼为止。
我经常看那鱼鹰捕鱼，常为鱼鹰叼到大鱼，换回小鱼而抱不平。每次擦饭桌剩下的米粒和馒头渣，我都攒着交给老爷爷喂鱼鹰。
有一次，老爷爷给我讲了只有先奉献、才能得到回报的道理，鱼鹰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并给了我许多各种颜色的小鱼。那道理，我长大成人后才明白。
那小鱼，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我又多了几个朋友。虽然，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也不会欺负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把它们小心地放在了脸盆里，放学后，先要去看看它们才要干别的。
没想到，二表哥歇班的时候，却将它们做成了一锅鱼汤。
我大哭大闹，指着他的鼻子喊：你不是个哥哥，不是！！。连大姑妈也让他赔不是。
二哥不干，他哼着鼻子说：不就几条破鱼吗？至于嘛。大姑妈还是把他给骂走了。
我虽胜利了，但是，从此我对鱼，不想吃了，只要是目见的活着的动物，被人活活宰杀后，我都吃不下去。
小小年纪，我恨二哥哥，不仅不理他，连轮着他挑水时，我都不去给他排队。
我甚至于恨宜姐姐，恨吃鱼的猫。当我听到宜姐姐那轻盈的脚步声，
或者看到她那双穿方口布鞋的脚，我就跑掉。女的，不就是穿了一双露着大半个脚背的鞋子吗？那就可以搏得大家的疼爱？就可以吃偏饭？哼！
但是，这个明哥的亲姐姐，却不象二表哥那样心胸狭窄，她是洞察了我的内心世界的。
当她歇班时，她会领着我去马路对面的鱼市，那里有许多我没有见识过的鱼类：有会吐黑墨的乌贼鱼，在大鱼吃它时，它就会喷出一团黑墨，让大鱼看不清楚，然后乘机溜之大吉；有会放电的电鳗，它会放出强大的电流，使大鱼负痛而逃；有成双成对的比目鱼，一公一母连在一起才成为一条完整的鱼，它们一只一个眼睛，身体的一半是平的，一半是半圆的，二个鱼并在一起时，谁也看不出是二条鱼——它们，是人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且，死都是在一起的，不象人类，还要分个先后。
如果，要歌颂爱情，不是鸳鸯，也不是文人挖空心思塑造的所谓千古绝唱，而是那死都分不开的比目鱼。可悲的是，那比目鱼，味道极美，成了人类的口中食物，倒成了千古悲哀。
宜姐姐一边给我讲，一边购买了我爱吃的黄花鱼。在二姑妈家，宜姐姐亲手做鱼，哥哥跑去给我买面筋（也是我爱吃的一种食物）。餐桌上，我对鱼一口不动，谁夹在我碗里我也不吃。宜姐姐以为我想吃那比目鱼，一直说那鱼太贵，等她发了工资再买。我想我虽然不能阻至别人吃鱼，但我可以自己不吃。
这顿午餐，大家吃的都不开心。
下午，宜姐姐又带我去了鱼市，给我买了许多漂亮的热带金鱼，我不敢要，生怕又成了二哥哥的盘中餐。
宜姐姐说：他敢？有我呢！
也怪，二哥哥不但不敢吃我的鱼，反而，经常找一些坵蚓来喂养它们，家，有又了欢笑。
我开时吃小灶了，那是宜姐姐的小饭盒。从小螃蟹、大虾，到香肠，它代替了黄花鱼。
有一天，宜姐姐送我一个用塑料输液器扎成的小猫。长长的细管，巧妙地做成了小猫的尾巴，里边再灌上水，真漂亮。
最关键的是，这是一只不吃鱼的“猫”
我开始喜欢这个姐姐了。过去，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就跑。现在，我眼巴巴地盯着门外，期盼着宜姐姐那双永远洁白袜子的方口鞋出现。那双脚，不大也不小、是那么薄，那么轻盈，那么好看，那么恰到好处、那么令人感到亲切。
姐姐有月票，不时地带着我去动物园看大象、看孔雀开屏，或者去水上公园划船。那小船在水中团团转，我们就是开不动，后来，我们干脆弃桨用手划，才使它前进。
那时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日子。
回家的公共汽车上，人太多，宜姐姐怕挤着我，把我拥在怀里。我记得我在她怀里悄悄地哭。长到八岁，第一次被拥抱，被关爱。那爱不是来自妈妈、也不是爸爸。而是来自被我曾经悄悄骂过多少次的表姐。那怀里，是安全的、可靠的、是可以依赖的。是我的摇篮，是我的港湾。我真想让那汽车一直开下去，开下去，永远也不要停留……
从那时，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人先看脚。如果是一双大脚丫子，或者是长着一双像鲁迅先生形容的头重脚轻、似圆规般的脚，我懒的抬头看她长的是什么样子。如果是一双穿白袜子的薄薄的、不大不小很秀气的脚，又套在一双干净的方口鞋子里，我就认为她是个好女人，我心灵深处就会涌上一股酸甜的、麻酥的电流，这感觉一直沿续到现在。再漂亮的女人，如过没有那双穿洁白袜子的秀气的脚。我是不会抬头看她一眼的。
以至于我长大成人后，许多美丽的女孩，因没有那双露着脚背的鞋子和一双白袜子，都与我擦肩而过。
当我终于明白：女人是不能用白袜子论高底好坏时，我已经：人在中年！
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等你明白过来时，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就像在修大厦，儿时就是座基础。所以，现代人拼命地搞启蒙教育；甚至在女人大肚皮时，便开始胎教了。
三十岁以前的人，最爱刻画将来怎么怎么样、三十岁以后的人，最爱回忆从前怎么怎么样。不然，男人们、女人们，都在发出一个共鸣：如果再回到从前……
于是这首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唱得男人们、女人们泣然泪下，恨不得都回到从前，可叹可悲的是，又有谁回到了从前了呢？
小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水手，会驶向幸福的彼岸；青春时期，我们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轻轻漂荡。
其实，我们不是水手。而是那：船！
一只只疲惫不堪的、永远在人生旅途漂泊的船；一只只永远也到不了彼岸的“男人船”啊！
如果你幸福，儿时，你就是爸爸妈妈叠的小纸船，受到呵护。
如果你幸福，成长时，爸爸妈妈就是为你指路的航明灯；如果你幸福，婚后，爱人就是你人生旅途的伴侣；与你生死与共，相互依存、相孺以沫。
如果你幸福；……
我们时常问孩子们：幸福是什么？
孩子们答：幸福是好吃的加好玩的。
我们问青春：幸福是什么？青春答：幸福是甜美的爱情。
我们问中年人：幸福是什么？他们说，幸福是美好的回忆。
我们如果再问老人：幸福是什么？
老人会怎样告诉我们呢？
让我们再回想到从前吧，学校的情景越来越糟，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带上鲜红的红领巾了，而我还是无人问津。我的座位被摆在了最后。放学时，我已经不敢排着队回家。而且，连放学后的课外学习小组，也没有小朋友们与我一起，甚至没人和我一起做作业，我被彻底地孤立了。
我的学习成绩也急剧下降了，大姑妈急不可待地找到学校校长。
校长摊开双手说，你们是资本家的成份，我有什么办法？那语气中分明带着一种藐视。
大姑妈激昂了：不错，我是资本家的后代，可这孩子不是。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就是在现在，他的父亲放弃了回天津而去支援革命老区，到了最艰苦的太行山上，为老区的人民能早日告别煤油灯。在爬电线杆子架高压线！而他的子女却被拒在革命的门外，这，公平吗？这八岁的孩子有又什么错？
校长无言以对。
他只得要求我爸爸的所在单位出具证明，就可以批准我入队。于是，一封一半是汉字一半是拼音的信，由我写成，由明哥飞跑着送到邮电局，发往遥远的山西。
十天后，一封盖着县革委鲜红大印的证明，摆在校长的面前。在最后的一个学期，我终于带上红领巾啦。
爸爸。又成了是最可爱的人，最伟大的人，他使我昂首挺胸又走在了小朋友的队列之中。
这一年的春节到了，爸爸也回到老家。我悄悄地打量着他，这就是我的爸爸？
他原来是那么地精神！
爸爸带着我走遍了所有的亲戚，当然，我也吃到了最好的餐馆，也多次到光明大影院看了电影。晚上，爸爸的肚皮里就有许多讲不完的故事，后来我就发现，我一天也离不开爸爸了。
春节过后，爸爸要走。我就不让，非让他留在天津。爸爸摇摇头，我说：那我就跟你去山西。爸爸说，山西很苦很落后，老百姓这才有了电，你还是留在天津吧。我说什么也不肯，那股劲，谁也拉不回。
我的心中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有爸爸的地方就有妈妈。爸爸爱我、妈妈会更爱我。
我要妈妈！
终于，我跟着爸爸踏上了开往山西的火车。
这一走，我从此把自己的命运从大都市拉到了荒凉的山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也是我的第一次错误选择。我从此走入了孤独无助的漫长岁月，也把父亲永世地留给太行山。
火车，慢慢地开动了，明哥跟着火车跑，他渐渐变小了，变的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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