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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远方的初二是在单调和重复中度过的，平平淡淡。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学习及其它琐事。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他和同学们的关系处得并不怎么融洽。我们的远方是一个内向型的人，一直喜欢沉默寡言。即便是和Fat、正铎、终南等人在一起，他也大都如此。我们的远方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他少有的欢乐。
时间进入一九九七年，我们的远方家里开始进入多事之秋。
母亲为了多赚点钱在父亲干活的工厂里找了一份工作。由于他们干的活不同，上下班的时间也就不同，这给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出了一个大难题。在最初的十几天里，母亲每天都是先步行五里路——我们的远方上学所走的路，然后再坐车到厂子去，回来时则先坐车后步行。这是冬天，春节尚未来临。
不久后，母亲学会了骑自行车。为了一份赚钱不多的工作，年近四十的母亲竟学会了骑自行车！在这以前，她可是从未蹬过自行车的踏板！但是母亲做到了。
时过不久，母亲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们的远方放学回家时天已经有些晚了。快到家时，他看到他家的天井里停了几辆自行车和摩托车。我们的远方不禁站住了。
“妈！你的头——”当我们的远方走进屋子里时他第一眼看到的是母亲头上的绷带。
“车子倒了，磕了一下。”母亲轻轻地说，“不要紧的。”
母亲头上的伤确实不严重，但在我们的远方心中却留下了一个阴影。每当我们的远方放学回家后，只要母亲过了正常的回家时间，他就会担心，有时候实在等不下去就骑着车子去接她，直到母亲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远方开始认为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命运怎么会再对一个这样的家庭施加什么灾难呢？
事实是怎样的呢？
一天傍晚，我们的远方从外祖母家回到家时母亲还没有回家。他烧了几壶水，刚要去接母亲，他家的一个不算远的亲戚跑了过来。
“远方，快！”他急忙忙地说，“你妈她出车祸了！在公路边上……很严重……怕是死了……还有你爸……”
我们的远方被这突如其来的糟糕透顶的消息惊呆了！他怎么能相信这样的消息——当晚他才知道是虚惊一场，母亲是又一次受伤，却远远没有被形容地严重。但在那一瞬间，我们的远方手足无措了。叔父们没让他去，只让他在家等着。
“远方，你先吃点东西吧。”婶婶们劝他说。
我们的远方摇了摇头。他们或许没有听到那个可怕的消息，或许听到了而有意瞒着他，或许他们了解到的是实情。当时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母亲虽说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但在一定的时间内还不能干活。我们的远方每天上学前把常用的东西放在母亲能够得着的地方以尽量减少她的劳动量。另外，他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不能把这事告诉外祖母——外祖母长年一人，在他上高中以前，他基本上每天都去给她做些她已做不了的活。这一点他做到了，而我们的远方出车祸时却没能瞒住她，即使没人和她说也瞒不了她，因为我们的远方连续几天不去本身就不正常。
我们的远方出了车祸，是在母亲这次出事后的不久。这种事情总让人感到突然。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们的远方从地里去上学时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天会对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到了学校后，他先在食堂里买了两个包子充饥。包子还未吃完，他就被数学老师叫去印试卷去了。然后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在此之前，数学老师为印卷子的事打了一名同学。这件事的起因有我们的远方的责任。本来数学老师是让那位同学通知我们的远方去印卷子的，他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的远方到学校时已经快要上课了——我们的远方已成了一个冬天去得最早而其它时间去得很晚又不迟到的学生——这取决于农活的多少——所以数学老师把怨气发在了他身上，怪他不去或是叫另外一个人去帮忙印卷子，因而耽误了大家考试。一次小测验是极其重要还是无足轻重，在不同的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
中午，我们的远方记得他是回了家的，匆匆吃过午饭又赶回学校。
下午上了什么课学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的远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一下课便拎起书包离开了教室。当他再次回到教室时，一切都变了。
车祸的责任百分之二百地在于他的急躁和粗心大意。我们的远方是一个一有什么事情就想尽早做完的人，不愿把一件事情拖很久才去做。正因为这样，他心里惦记着那些没有间完的芝麻苗。而那天下午的时间他正好可以完成。
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远方太大意了。他的自行车的闸已经坏了多时，他却一直不顾母亲的催促没去修理一下。结果，在他的一遍又一遍的“没事”中出事了。
我们的远方骑着车子下坡时迎面驶来了一辆汽车。公路不是很宽，路右边还有行人——放学往家里赶的学生。在往常这是没事的，但那天他在下坡时用脚猛瞪了几下踏板。等我们的远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时已经晚了。他本能地把车把扭向了公路的左边——这边没多少人，紧靠路边的只有几所低矮的房子——小卖部和修车铺，我们的远方无论如何也是不敢与汽车较量的。
我们的远方并没有和汽车相撞。在他的大脑闪过“完了”的概念之后，他明白自己还活着，他的头部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流了出来。尽管是在夏天，我们的远方还是感到了高于外界的温度。
我们的远方和他的自行车纠缠在了一起，全身疼痛。不知是谁的，一双大手把他扶了起来，一块洁白的毛巾捂在了他的前额上。我们的远方被那双大手搀扶着过了公路向附近的卫生所走去。
在过公路时，我们的远方用那被鲜血糊住了的眼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辆辆车子。他们停下来等他通过。
血浸透了毛巾。卫生所里的人马上忙碌起来；知道消息的几个同学也到了卫生所。救助我们的远方的那位好心人又开车到了他所在的村子，打听着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母。
天黑了。我们的远方从声音上听得出有很多人在他的周围。他的父亲，他的叔父们，他的堂弟堂妹——远林和远晶，还不能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远问也闹腾着跟着来了。他听不到远问吵闹的声音，他显得特别安静。我们的远方死尸一样地躺在床上，任大夫在他前额上穿针引线，在他受伤的部位涂抹药水。“家里该乱了吧。”我们的远方心想，“他们——没能到这儿来的人等得着急了吧。”
我们的远方不再去想什么。他想任何东西都没用了。
“三哥，”四叔说，“你先骑摩托车回去报个信，嫂子怕是等急了。”
我们的远方听到了三叔离去的声音。愿他早点把他的情况告诉母亲，轻描淡写最好。但我们的远方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母亲见不到我们的远方她的心怎么会安稳呢？母亲在地里听到消息后被拦在了家里，也许是他们不忍心让她看到我们的远方的惨状。母亲对这种事确实是害怕了。
而我们的远方的伤势绝无生命危险，只是外伤，脑浆内脏都还在原来的容器里，四肢也没有伤及骨骼。如果不是他头上的绷带和身上的血迹，他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这只能是一种自我解嘲。
当我们的远方坐着四叔的农用三轮车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家时，他木然地坐着，只对四叔说了一句“你开慢一点”就不说话了。即使他说话，三轮车的突突声也会把他的声音淹没。
伤口很痛。刚缝了十几针，不痛是不可能的。
家里挤满了人，祖母也在。我们的远方被强烈地刺激了：他活着不仅仅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是为了这些关心他的人。血浓于水。作为长孙，作为在他的父辈们看来最有希望“光耀门楣”的儿子，我们的远方知道他要挑起重担了。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浅薄，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否认它的广泛存在！
我们的远方长大了，畸形地长大了。受到刺激和打击的长大会留下后遗症的，真的。从以后的事实我深切地感触到了这次车祸对他的作用。
远林没有回家，而是陪着我们的远方。在那些日子里，他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则和我们的远方在一起。为的是万一我们的远方有什么异常好有个照应。其实我们的远方对自己的伤势是很清楚的，基本没什么大碍，只是需要时间的恢复。如果不是那副“鬼脸”，这场车祸至此就该结束了。
第二天我们的远方没能起来，相反，他倒在了床上。我们的远方成了一个干什么都要人照顾的废人！
我们的远方至今不知道为什么要远林把他的书带回来，他这样是不能学习的，但他这样做了。于是，它们在他的面前摆了一个夏天，等他去收拾时摸到了一手灰尘。
第四天，我们的远方站起来了。
他扶着墙根走向镜子。慢慢地，却又没有勇气。镜子里出现有些泛黄的绷带时，我们的远方把目光转向了旁边。他确信自己的脸已全在镜子里，可他要看一眼却这么艰难！
一只眼被绷带盖住了，另一只眼的上眼皮已经结了痂；鼻梁上那一道道细长的伤口和那些即将脱落的皮肤宛如一个浓缩的黄土高原，沟沟壑壑。
这就是我吗？我们的远方自问。
是的。镜子中的远方回答。
无需再问，一开始就是一种浪费。我们的远方久久地凝视着那个家伙，似乎看到了绷带后面更加可怕的远方。
我该怎么办？远方啊，远方，你该怎么办？
后面邻居家的石榴花闯进了他的视野。严格地说，它已经不是石榴花了，因为石榴都已长到那么大。可是，它还在石榴上，它的花丝还在。远远地看去，石榴树上尽是一朵朵灿烂而有充满活力的生命之花！
可是我们的远方呢？他是什么呢？他这副样子会是什么呢？
中午，我们的远方正在吃午饭，Fat和正铎来到他家。见了面，他们相顾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安慰的话语不用说；客套话更是没必要。他们能来就是对他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他还能说什么？这已经足够了。
第七天，我们的远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回学校参加什么期末考试，就像他鬼使神差地让远林把书带回来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直到他到了学校，我们的远方才真正领略到这次车祸的意义重大。
二十八日早上，当我们的远方走出家门时，村人的目光便注视在他身上；去学校的一路上，所有路过的行人总要多看他几眼。这也难怪，像我们的远方这样头缠绷带赴校考试——而且只是期末考试的傻人实在是少见，疑惑之余当然要表达一下了。
进了校门，我们的远方所受的待遇又上了一个台阶。主任半开玩笑地表示关心，语气里带出可惜的成分。我们的远方苦笑了一下，穿过门厅向教室走去。
这时他听到了低声细语，是两个女生的。她们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伴着笑声，是他的样子使她们有了这样的雅兴。她们可不管我们的远方能不能容忍！我们的远方能做什么呢？他要是怒气冲冲地指责她们，她们会以为他更加可笑，还会反过来说他自作多情，怎么能说她们是在说他呢？我们的远方不会这样做的。他向她们投去抗议——甚至包含乞求的目光，她们鼻孔嘴角各放出极少量的气体，扭头从他身旁走过。
气愤？大发脾气？乱摔东西？破口大骂？还是伤心？痛苦？悔恨？装作毫不在意？不理她们？
可能吗？
对面又有女生走过来了，是远方他们班上的。她们没有任何肢体动作，只是用眼的余光朝他这边扫了一眼。其他人我们的远方不太在意，他平常又不和女生多说什么话，最多就是催她们交作业罢了。但是她，也会——在我们的远方出事的前一天，她在他的书包里塞了一张条子，上面写了一些老掉牙却又能酸倒牙的话。我们的远方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出了这次车祸。说实话，远方是准备拒绝她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他的状况不允许他涉及这方面的事情。他家的经济条件，他的性格，他的目标等等。如果我们的远方把他的意思说明之后，她对他怎样我们的远方毫不介意，但——唉，我们的远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就他这样，她还会像以前一样看待他吗？也许你现在见到我们的远方会认为我言过其实，但在当时，他的模样的确是让人见了可怕的。
我们的远方走进考场之前，同学们问候的话语暂时使他得到一丝解脱。心头的阴影却笼罩不散——他以后将面对很多异样的眼神——从表情上看不出的眼神。
我们的远方是另外一个人了。远方，你是另外一个远方了。
微妙的变化，千真万确的事实。
考试已不再重要，他后悔来学校。可是，暑假过后，他还是要出现在学校的。
我们的远方此时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安慰父母说幸好他不是个女孩。这是怎么了？对他的急躁和粗心大意惩罚得还不够吗？
我们的远方开始讨厌一些东西，从那时起，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2
若继续把车祸写下去，时间将会引导我们进入初四毕业班的一事又一事。
先回头补充一下我们的远方车祸前的那段时光。
学习离不开问问题，这似乎是真理。以此类推，校园里的学习，虽然很大程度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同样离不开问问题。你要是没“题”可问了，那就是你都学好了——这是老师的逻辑——那么，该是向你问“问题”的时候了。相信你不太愿意让老师向你请教，他一旦请教，你一个凡夫俗子也回答不了。既然这样，主动出击是为上策。老师号召远方他们有题就问，还许诺有问必答，他们不领情的话，冒犯师尊是小，不重学习是大，不能升学为最大！
有一段时间，语文老师规定班上前几名的同学每个人每天要问六个题。为了能有题——注意是“题”而不是“问题”——问，我们的远方在那段时间里整天抱着《基础训练》翻看个没完。他对这种东西都是在上交为作业之前才把答案胡乱抄满所有空白，要他从中找个“题”来问无异于在一堆大豆里捡一粒芝麻。芝麻虽小，却不能不捡，更何况是这样的芝麻呢？
“问题”是无限的，这我认同；“题”也是无限的，这我也认同。
从无限的“题”中找出有限个来问是一件最难也是最容易的事。说难是因为你觉得没“题”可问，你会有一种逼迫笨拙的旱鸭子下水怂恿美丽的小金鱼上岸的感觉；说容易真的很容易，随便找几个“题”问一问就可以了，但你要表现得像真的不懂一样。
雕虫小技。我们的远方亲口传授。
地球自转了十几周之后，老师动力尤存，而学生“猎物”殆尽。此事因而没了下文，没有摆脱“行而不通，通而不久”的厄运。
加上了物理和化学这两门课，我们的远方的脑袋在第一时间膨胀了一次。初三第一次测试物理和化学，我们的远方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红色——两门课无一幸免，都不及格。什么刻度尺的最小刻度估读到那一位，什么学习研究化学的目的，我们的远方被这些东西搞得一团糟。
还有实验。我们的远方弄来弄去就是怎么也做不好。有一次他竟把带火星的木条直接扔到收集满了氧气的集气瓶里去了，被Fat挽救。这个实验的效果还可以，只是不符合操作要求。组装电路时，我们的远方在纸上画出的电路图完全正确，连接的线路却与小灯泡一起吝啬得不肯奉献丝毫光明。
可笑吧？
是我们的远方的领悟能力太差，还是他的动手能力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初三下学期到高考一直是理化在他的总分中占据主导地位，堪称“中流砥柱”；他用的一些小电器像接线板台灯电风扇等“罢工”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动手处理它们的，而且它们都“降伏”了。
这是怎么了？
3
暑假已不再轻松。即将进入毕业班不是原因，对我们的远方来说，内心的变化才是导致心情沉重的根源。
除去绷带和纱布后，我们的远方看清楚了经车祸加工过的自己。他为他前些时候的行为感到可笑了——他怎么能不让别人指指点点呢？他又怎么能不让人对他冷淡呢？我们的远方是真的不认识自己了。
于是闷在家里不出门成了他的最佳选择。父母见他这样，便让远林等人来陪他，想方设法地让他出去散散心。
可以散心的地方只有山上。
我们的远方终于走出家门，和远林远问兄弟几个顺着田间小路向小山走去。现实终究是要面对的，不会因为他的躲躲闪闪就消失。道理我们的远方自然明白，但在心理上接受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小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它有它自身的价值。他们没有走为机动车而修的大道，走的是很难看出明显标志的小道。这条小道已很少有人走了，所以渐渐地被人遗忘了。小道不是很好走，他们边走边用手攀着松树。我们的远方和远林把远问夹在中间，免得小东西跑丢了或是不小心溜倒——我们的远方旧伤未愈，若是远问再有什么那可就忙开了！这也许是“大家庭”的好处吧。据我们的远方所知，村里人是羡慕父亲他们兄弟几个的，一家有什么天灾人祸可以有好几家帮扶。
到了山顶，他们坐在石头上，任风吹着面庞。风一吹，头发飘到了我们的远方前额上。伤口有点痒，他下意识地把头发缕到一边，用手在疤痕上挠几下——没想到这在以后成了他的“毛病”。虽然现在我们的远方可以坦然地把疤痕露在外面，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头发遮盖内心的创伤，他依旧没有改掉这个习惯。
“哥，你头上的疤是怎么弄的？”远问睁大小眼睛问。他已不止一次问我们的远方这个问题，前几次我们的远方心情很坏，没有理他；这一次，他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的远方想告诉他，哪怕是一个倾诉的对象也好。
我们的远方对远问说了许多。他一直瞪着眼睛，却不能理解多少。他还小，只有六岁，连我们的远方被罚跪的年龄也不到。那一刻，我们的远方是多么希望回到那无忧无虑的时光中去啊！
山下的田野里一片绿色。绿色的空隙中是一排排公墓和一个大花棚，在二者的尽头有几所毛坯房，是看守公墓和花棚的人的住所。山坡上的碎石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远林摘酸枣回来了。
“摘了多少，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远方问。
“挺多的，就是没多少红的。”远林说着掏出一大把让他看。
“给我吃！”远问喊叫着上前抢夺。
“没人和你抢，都是你的。”远林说。
我们的远方和远林看到远问可爱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了。
“哥，你想开点，有道疤就有道疤，他们爱怎么看就让他们怎么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管他呢！”远林见我们的远方极不自然地收住笑容，劝他说。
“远林，有些事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我们的远方说，“置身其中，你怎么能不去想呢？”
“他们不一定都会这么想吧？”
“对，他们不会都这样。”
“有那些不这么想的不就够了？”
“太少了！”我们的远方沉默了一阵，说：“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想了，只要他们不表现出来，不对我指指点点我就很知足了！至于背后的议论，我——”
“只当什么都没听见！”远林说。
“只好如此了！”我们的远方叹口气说。
“那你可一定不要看别人的眼睛。”
“为什么？”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你小子！”我们的远方又笑了。
“去看看小庙吧。”远林建议。
“不去了。”我们的远方朝小庙望望——小山共有三个山头，小庙在另一个山头上——回过头来对远林说：“我们回去吧。”
“远问，别只顾着自己吃！走了！”
“噢！”远问答应着跑到了前面。
眼睛还是要看的，因为他喜欢看窗户。看眼睛使他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东西，这比单单注重某人的言论与行为准确很多；看窗户使我们的远方融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身边的一切荡然无存。这也许是他看窗户的原因吧。
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的远方也弄不清了，他的脑子仍处于紊乱状态。
4
车祸后的那个暑假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分班，根本不存在商量的余地。这个时候分班，同学们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所以遭到了反对。可是，反对的声音太小了。即使反对的声音很大，对于一个学校的升学率这个的“车”来说也只能是“螳臂”。更何况远方他们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结果，没用一个上午，他们便被“结果”了。
至于分班的过程及出现的场面，我想用不着我在此浪费笔墨。
人为的制造了悲剧的气氛，深层次上说，这已经制造了悲剧。
学校为了安抚慢班的学生，学校想方设法地拼凑了一个“特长教育计划”，宣称要让慢班的学生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高中！这计划太好了，我们的远方对学校的精明由内到外地敬佩！他在它面前只是个糊涂蛋！我们的远方敬佩学校这家伙精明得过头了！这计划怎么好？好就好在一点上——它太难实现了！“特长教育”，早干什么去了？要是一年的时间可以“特长”进高中，我们的远方他妈的也早去“特长”个十回八回了！
粗话归粗话。分班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两个慢班的人越来越少，没到中考已经没人了。
不用再说什么了。人人都有希望有理想，可是这能代表他们都有权力去实现他们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吗？他们被变相地剥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看似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不是什么文盲了，但相对于社会的严酷现实他们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地离开。对他们来说，虽不是一无所获，但是收获的那点东西还是忽略了吧。
说罢，我们的远方反悔了——不是变相地剥夺，而是赤裸裸地。
5
毕业班的一事又一事不可避免地来了。
“历史占的分值虽小，但得分是很简单的，只要你每天那出点时间背一下就可以得分。这比你整天做数学题强多了。同学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历史老师在接手毕业班的第一堂课上说，“同学们不要小看了这三十分，这是很关键的三十分。假如别人得了这三十分而你没有得到，那会是什么后果？你做一年数学题能补回来吗？还是一篇作文能补回来？再者说，数理化都是拿不准的，你不能保证到了考场上会做的题一定能做出来，对不对？”
数学老师听了这些话十有八九会和历史老师拼命。
这并不是滑稽。像历史这样的“副科”只有用这种方法来激励学生，地理生物皆不例外。特殊情况下，政治和理化也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语数外对其利益的侵犯。
好玩吧？你笑得出来吗？
“我们数学占的分很多，”这无疑是数学老师的声音，不过没人泄露历史老师说了什么，“想想看，你的数学成绩——以往数学是拉分最大的，数学低了，总分肯定不会高。我不跟你多说了，你有时间问一下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就知道了。”
老师们说什么远方他们过几秒钟就会忘记，对升学来说，任何一门课都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是这门课在考试之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加丝毫掩盖。
这些在一天之内就演完了。压抑却笼罩了以后的三百个日出日落。
第一次上晚自习，大家觉得很新奇。到了晚上，一下课大多数人都跑出去释放新奇去了，像是没见过夜似的，殊不知夜已在以往的岁月中现身无数次了。
我们的远方在初四一开始的两个月里把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这没什么可讳言的。车祸使学习成了他惟一的寄托，除去学习我们的远方无事可做。
我们的远方保持了沉默，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沉默几乎是完全性的。班上的有些同学对他的了解甚至局限于仅知道他是班里的第一名，仅此而已。
我们的远方不在乎。
为了缓解埋在书堆里的疲劳，他每天傍晚都要到楼顶上远眺一会儿。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几个同学一起。
远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站在楼顶上，我们的远方可以一眼看到小山。他每天望着小山“胡思乱想”，就在日复一日的远眺中，我们的远方有了退学的想法。对学习的莫名的反感，家里的经济情况，脾气的越来越暴躁等都是这个想法产生的催化剂。这个想法形成的具体过程我们的远方已无法从思绪中理顺，只记得被这个想法折磨的日日夜夜。
这是很难体会的。
在折磨中，我们的远方又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也就是他从那一直坚持的目标——建一所自己的大学。说不清为什么，他一个不想再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习的人怎么会想到要建学校呢？我们的远方当时并没有想到太多，只是想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另外一个环境。连他自己也难以置信，这个想法竟会持续到今天，而且一点也没有减弱的迹象。
白天，我们的远方再也没心思听课，不是走神就是有意地盯着一份报纸看个没完。累了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一回到家，看到父母不知疲倦到劳累，他又不忍心把这想法跟他们说了。其实即使他说了，父母也不会答应。我们的远方就这样一天天地熬过，也想过离家打工，却最终没有“叛逆”。
我们的远方实在厌倦了学校背书、做题、考试三位一体的生活。
有一天，他起床后没有去学校。
“爸，妈，我今天不去学校了。”他对父母说。
“怎么不去了？是不是感冒了？”母亲急切地问。那时正值流感期。
“不去就不去吧。在家歇一天。”父亲说。
就这样我们的远方获得了一天的休息。他这一“休息”不要紧，人人见了他都要问他为什么没去上学，我们的远方都不敢出门了。白天只好呆在家里装模做样地看书学习；吃过晚饭，在家人“一个晚上不碍事”的认同下，我们的远方打牌打到了十一点多。
也许是真的“不碍事”，考来考去，他的成绩居然一点也不后退！
顺便提到一点，在对海燕的一片歌颂与赞美中，我们的远方无意当中邂逅了高尔基——一个被奉为大师的人物的另一面。不管他是否出于无奈，他对那些孩子们背叛了自己的良知。
6
在分别时留下点记忆还是比较美好的，在参与分别的人的心情好的时候留下点记忆会更加美好。
这只能是一个最为美好的愿望。所以毕业照是在考前照的，以免到时人员稀少，显得学校的机构特别得臃肿。
天气却不理睬这一套，它不高兴了可不管你什么照相不照相。说来也怪，那天的天气一反常态，把灰脸挂了出来。我们的远方和Fat终南正铎等人的照片也是在那时照的。他们在此之前没有在一起找过像——哪来的雅兴！照片我们的远方至今还保留着，就在他的身边。照片上，Fat面带微笑，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正铎还是老样子，依旧是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终南与以前大有不同，成熟了许多。
毕业照照过了，老师宣布他们到了早已进入的冲刺阶段。
我们的远方更加陷入思索之中。
中考不可抗拒地来了。
考过之后，我们的远方稍微有些轻松。他给自己摆了两条路：万一考砸了借此退学，谁劝也没用；没有意外，那就先上高中再说。这根本就是两条没有路的路。第一条路几乎不存在，退一步说，它成为现实，我们的远方也很可能敌不过家人的巨大期望而违背它；第二条路存在的可能性很大，而违背的可能性则如同第一条路不存在一般大。
我们的远方是在自讨苦吃？
或许是吧。我只能这样说，我们的远方把他“讨”来的“苦”倒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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