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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虽然，妈妈从未向我详细地讲述过范叔叔的故事，但我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一些范叔叔的过去。
文革前，范叔叔的父亲是市级重点中学的音乐教师，善长二胡演奏与作曲，范叔叔从小师从父亲学习二胡，曾经在少年宫参加二胡比赛，还得过奖。范叔叔的母亲是市级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写一手好散文，常有文章见之报端。二位老师在教育界德高望重，深受同仁尊重。范叔叔的父母亲对他们的独生子教育很严格，期望值也很高；范叔叔也不负重望，学习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拿范叔叔的话说，“考上重点大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浓浓的学习氛围和浓厚的亲情环境，使范叔叔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时光。
但是，一场文革，戏剧性地改变了范叔叔一家的命运。
文革初期，范叔叔的父母亲双双被红卫兵揪出，被戴上高帽子，颈脖挂一块大纸牌，上面写着：“我是反动学术权威，罪该万死”，敲打破锣，被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一群衣袖上别着红卫兵袖套的稚嫩孩子们，用草绳牵扯到市中心繁华大街游街示众。回校后，又被丢进了教室改造成的监房，被责令接受劳动改造，每天被人监视着打扫学校的厕所和操场。
由此，范叔叔的父母亲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受到巨大的摧残，心灵遭受到万般的凌辱，清白之躯又被涂上了许多的污秽之词，身患糖尿病、高血压，有病又得不到治疗。他们曾用血书一次次的申诉，而这一封封饱含血泪写成的申诉信件又都落入造反派之手，换来的却是“翻案不得人心”，而遭到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在那毫无法制可言的时代背景下，欲哭无泪的二位儒雅学者，感到了极度的绝望，在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双双含冤跳楼自尽，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悲愤的句号。
文革中，范叔叔也没有免幸遇难，当时学校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人为地将同学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几种类型，范叔叔的父母亲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畏罪自杀分子”，理所当然地被划入“黑五类”之列，受到“红五类”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歧视，又因为范叔叔学习成绩好，所以，又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受到批判。至此，范叔叔五彩斑斓的人生被突如其来的阴云所覆盖，前途变得无限迷茫，他感到无比的委屈与痛苦，感到极度的压抑，在郁闷之中度过了文革那几年。
正值此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父母双双亡故，生活失去了来源，曾经称他为族人骄傲，将来必定会为家族增光的亲戚们，也像躲避瘟疫似的躲避着他，谁也不愿意接济他这位需要帮助的人。
严峻的现实，生计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
为了脱离那种混浊环境，摆脱命运枷锁的桎梏，也希望用自己积极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去纠正别人对自己的偏见，证明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同时，也希望在艰苦的农村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地，为此，范叔叔首批报名，申请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安家落户。
范叔叔落户在妈妈的老家农村。
那时，正好外公家有一间堆放柴禾的房子空着，生产队长拎着范叔叔和另一位女生的行李来到了外公家，将他们的行李往堂屋的方桌上一放，对着正在院坝里编竹筐的、老实巴结的外公说：“快把柴禾房收拾出来，让这两个知青娃住进去！”说完，留下两位知青就走了。
外公全家忙活了一整天，总算把柴禾房收拾出来，并夹隔成两个房间。外婆将小姨的床腾出让女生李佳慧睡，当时，妈妈被公社派到市文工团学习跳“忠”字舞去了，外婆就让小姨去睡妈妈的那张床；外公让舅舅将他取媳妇用的新床腾出来让范叔叔先住下，范叔叔执意不肯，坚持自己用两条木凳、几块木板拼搭起一张简易床。
当夜，李佳慧早早地睡了，范叔叔去河边拉二胡直到深夜。
范叔叔与女生李佳慧从前并不认识，他们是拿着学校开出的介绍信去公社报到，公社干部按报到先后秩序随意搭配分配到同一个生产队的。
俗话说“天下知青是一家”，初到农村那会，二位知青一块儿出工干活；收工之后，一个挑水劈柴，一个烧锅做饭，二人虽然交谈不多，但相处倒还客客气气的。
也许是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衰败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被文革的洪涛冲刷得一穷二白，没有一丁点值得炫耀的光彩了；也许是年少受到太多的磨难，使他过早地从社会人际关系中感悟到人情冷暖，命运把他推向社会的底层，使他从社会底层生活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尊严，温暖与归宿点；也许是他从苦难的生活哲学中，领悟出生存真理：“与人为善，平等待人，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屏障”，总之，初到农村的范叔叔就比别的知青更成熟，更能被瞪着一双双怀疑眼光看待知青的农村人接纳，因为，范叔叔不像别的知青，以为自己是城市人，就高人一等，用一种鄙视的眼光来看待乡下人，取笑乡下人，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来搅扰乡下人，而受到乡下人的鄙视。
范叔叔工余之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寻找机会与外公一家人相处，以求尽快地融入农村这个朴实而又复杂的社会里。他跟随外公上山砍柴或挑粪浇自留地里的庄稼；他坐在外婆打草鞋的木机旁，跟外婆学打草鞋，学用竹麻搓草鞋耳子，说一些城市人的笑话给外婆取乐，逗得这位十几岁就嫁到外公家，几十年难得进回城的小脚老太太，抿着小嘴直笑，说“年青人把城里说得好上了天，我看还不及如我们乡坝头过得安逸”；他跟随舅舅去河里逮鱼，淌着田里的浅水捕捉黄鳝，攀上悬崖去掏鸟蛋，在山坳里设陷阱，下套子捉野兔拿到集市上换回一些油盐；他耐心地帮助正在上学的小姨解答难题，辅导小姨温习功课，总之，外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乐意去做，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与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似的。
李佳慧也是首批报名，首批被批准，并且首批来到农村的。
她与范叔叔到农村的动机有所不同，范叔叔更多地是从个人实际情况出发而作的非常无奈，也是非常实际的选择，而李佳慧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镀金层面上的东西，拿她的话说，“我父亲讲，山下乡运动来势很猛，青年学生谁也别想躲过这一劫，俗话说‘吃屎都要趁热的吃’，反正迟早都得下去，倒不如表现得积极点，争取政治上的好彩头。”下乡当农民，对李佳慧来说，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父亲的话是圣旨，她还得要听的，因为她知道她的父亲把积极动员自己的子女带头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治赌注，为他个人，也为了他的女儿赢得政治上的高分。也正因为李佳慧抱着这样的心态下的乡，所以，城市人的架子就一直放不下来，她认为，城市人是文明、进步的代表，而乡下人则是野蛮、落后的化身，她不希望自己优良的血统在农村这个环境中退化掉，她要保持住自己的高贵，就得居高临下去俯视乡下人，就得与这些黄泥腿子保持若近若离的关系。
每天她都得干农活，都得烧锅做饭，难免不弄脏衣服，但她却总是让自己穿得干干净净的，香皂洗得头发香喷喷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皮鞋擦得亮亮晶晶的，走起路来屁股一跩一跩，一幅目中无人的样子，像公社妇女干部似的。她住的是土墙草屋，没事就爱拾掇自己的房间，不厌其烦地擦桌子，擦床沿，擦房间里唯一的一只小板凳，擦煤油灯罩……，将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她不允许农村人进入她的房间，包括我的小姨，谁进了她的房间，她都能马下脸来将别人推出去。她爱清洁，本来无可非议，但到了洁癖的程度，农村人就会说三道四的了。
她心眼窄小，对小事格外计较，只要是她的东西，即便自己用不着，也不会拿给别人。
当年，生活物质非常匮乏，城里人买火柴、毛巾、肥皂、香烟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农村人得到这些东西就更加艰难了，有时公社供销社分配来的一点日用商品都是按生产队人头分配的，几盒火柴，半块肥皂，几只香烟，二两烧酒……，应该说，像火柴、肥皂、毛巾这类的东西少分给了她，她争争也无妨，毕竟这些东西对在乡下居家过日子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少了火柴就点不着柴禾，就不能烧锅做饭，少了肥皂就洗不了衣服，可是，像香烟，烧酒这种东西，乡人很稀罕，可你一个知青女娃娃拿它来有何用处呢？每次分这些东西的时候，轮到李佳慧那里，就会少那么一支、两支香烟，或是分酒分失了枰，打酒的提子就装不满，大家就让李佳慧承让一些，可她整死不干，就为那么一支半支香烟，一点点烧酒与主持分配的人闹得脸红脖子粗的。她说，“这是我应该享受的权利，我宁可让它霉烂掉，也不能便利了别人。”还有，每次范叔叔从山上打回的柴禾，她总会将柴禾塞在自己的床下；她的米缸子是放在房间床边的，洗手用了香皂，她决不会忘记放回房间的。难怪外婆会背着李佳慧对范叔叔说：“你们城里也有这么小家子气的人？”
范叔叔对她处事为人也看不惯，曾与她争执过几次，但她仍然我行我素。
(全文计二十万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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