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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风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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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九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我第一次站在广州街头。
走出省汽车站，首先便感到人流的拥挤，比老家过节时的庙会还热闹。
然后我又觉得天空忽然就变得很小，楼都太高了。
我怀里藏着老爸给的三百块钱，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以后的一切，就要靠自己了。
之前是雄心勃勃，计划先找个场子弹吉他，然后存钱，然后做生意，大把大把的赚钱。
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别人都以为是遍地黄金的城市的时候，我发现计划有了漏洞。
首先我得解决住的问题，然后再想别的。
省汽车站旁边就是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的周围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民工。我背着吉他，提着行李，在火车站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验证了老妈的话：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
我对这个城市是完全陌生的。今后将如何活下去？
在火车站蹲了一晚之后，我决定先解决最迫切的住宿和生活问题。
九十年代初，三百块钱还挺好用。
市区的房子，我一定租不起，于是找了张广州地图，我要租郊区的房子。
最后，我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旁边找到了我想要的房子。那是一个农村，都是农民房，但离市区不远，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达。
我用一百块钱租了一个小单间，房子简陋，但居然有张床。我不禁又感谢老妈的细心，她出门前居然在我的行囊中塞了一张毛毯，把毛毯铺在床上，便算是有个窝了。
那段时间，可以算是最艰苦的岁月，我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单车，也不管那车是别人偷来还是抢来的。
然后我用剩下的钱做起了生意——卖菜的生意。
早上五点，我就要起床，先去批发菜场把菜批发回来，然后推到市场去卖，到市场摆好摊子之后，已经七点了，要一直卖到晚上八点才能走，却能赚点钱，每天卖两百斤菜，批发和零售的差价在一毛到两毛之间，除了伙食，一天大概有十五块钱进口袋。
运气好的那天，下午六点前就能把菜卖完，有时候不顺利，会剩下几十斤，于是就贱卖，按进价卖，再不行就亏本卖。因为很多菜过了夜就再也卖不了的，有时候干脆把卖剩的丢在市场，谁要谁拿去。
到广州的头几个月，我都是这样过的，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坚持着。
有时候想起家里的好，想起小惠的笑容，便想打退堂鼓。但如果就这样回家，我想我再也没有资本抬起头来跟老爸对话了，于是只好继续撑下去，而那个时候，想得最多的便是老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家里并不知道我在卖菜，我跟老爸老妈说自己在一个酒吧弹吉他，一切都好。
跟小惠则只有通信联系了，那时候还没有叫大哥大的东西出现，一切都靠公用电话和写信。
我长这么大，估计也就是那段时间写得最多信，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情话都被我写了一遍，甚至两遍。
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的文学功底，就是那时候给小惠写情书练出来的。
但小惠却没有办法给我回信，因为我没把住址告诉她，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她：我住在农民家里，靠贩卖蔬菜为生。
我们约定每星期跑一次邮局通电话，通电话时其实也都是那些话，除了问候，就是诉说近况，她把我给她的情书里的错别字告诉我。
最后就是千篇一律的：“想我吗？”
“想，你想我吗？”
“想，好想。”
结束的时候，就是：“好了，电话费贵，该挂电话了。”
“恩，你挂吧。”
“你挂。”
“不，我要你先挂！”
“你不挂我也不挂！”
然后就是：“都不挂？那行，继续聊。”
最后就是一起数：“一，二，三，挂了！”
说完，却没把电话挂上，就是要等对方先挂，话筒两边都静悄悄的，忽然就都笑起来：“你没挂！哼！”
“你也没挂啊！”
“好了！不说了！再说就真没钱了！我挂了！”
无一例外，每次都是我先把电话挂上的，电话费不便宜，打一次，我得卖半天的菜才能补回来。
但我不能一辈子都卖菜，所以我一有空就练琴，坚持每天看报纸。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条小小的招工启示，居然是招弹唱吉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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