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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风雨路 7 公元一九九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我第一次站在广州街头。 走出省汽车站,首先便感到人流的拥挤,比老家过节时的庙会还热闹。 然后我又觉得天空忽然就变得很小,楼都太高了。 我怀里藏着老爸给的三百块钱,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以后的一切,就要靠自己了。 之前是雄心勃勃,计划先找个场子弹吉他,然后存钱,然后做生意,大把大把的赚钱。 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别人都以为是遍地黄金的城市的时候,我发现计划有了漏洞。 首先我得解决住的问题,然后再想别的。 省汽车站旁边就是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的周围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民工。我背着吉他,提着行李,在火车站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验证了老妈的话: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 我对这个城市是完全陌生的。今后将如何活下去? 在火车站蹲了一晚之后,我决定先解决最迫切的住宿和生活问题。 九十年代初,三百块钱还挺好用。 市区的房子,我一定租不起,于是找了张广州地图,我要租郊区的房子。 最后,我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旁边找到了我想要的房子。那是一个农村,都是农民房,但离市区不远,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达。 我用一百块钱租了一个小单间,房子简陋,但居然有张床。我不禁又感谢老妈的细心,她出门前居然在我的行囊中塞了一张毛毯,把毛毯铺在床上,便算是有个窝了。 那段时间,可以算是最艰苦的岁月,我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单车,也不管那车是别人偷来还是抢来的。 然后我用剩下的钱做起了生意——卖菜的生意。 早上五点,我就要起床,先去批发菜场把菜批发回来,然后推到市场去卖,到市场摆好摊子之后,已经七点了,要一直卖到晚上八点才能走,却能赚点钱,每天卖两百斤菜,批发和零售的差价在一毛到两毛之间,除了伙食,一天大概有十五块钱进口袋。 运气好的那天,下午六点前就能把菜卖完,有时候不顺利,会剩下几十斤,于是就贱卖,按进价卖,再不行就亏本卖。因为很多菜过了夜就再也卖不了的,有时候干脆把卖剩的丢在市场,谁要谁拿去。 到广州的头几个月,我都是这样过的,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坚持着。 有时候想起家里的好,想起小惠的笑容,便想打退堂鼓。但如果就这样回家,我想我再也没有资本抬起头来跟老爸对话了,于是只好继续撑下去,而那个时候,想得最多的便是老妈的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家里并不知道我在卖菜,我跟老爸老妈说自己在一个酒吧弹吉他,一切都好。 跟小惠则只有通信联系了,那时候还没有叫大哥大的东西出现,一切都靠公用电话和写信。 我长这么大,估计也就是那段时间写得最多信,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情话都被我写了一遍,甚至两遍。 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的文学功底,就是那时候给小惠写情书练出来的。 但小惠却没有办法给我回信,因为我没把住址告诉她,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她:我住在农民家里,靠贩卖蔬菜为生。 我们约定每星期跑一次邮局通电话,通电话时其实也都是那些话,除了问候,就是诉说近况,她把我给她的情书里的错别字告诉我。 最后就是千篇一律的:“想我吗?” “想,你想我吗?” “想,好想。” 结束的时候,就是:“好了,电话费贵,该挂电话了。” “恩,你挂吧。” “你挂。” “不,我要你先挂!” “你不挂我也不挂!” 然后就是:“都不挂?那行,继续聊。” 最后就是一起数:“一,二,三,挂了!” 说完,却没把电话挂上,就是要等对方先挂,话筒两边都静悄悄的,忽然就都笑起来:“你没挂!哼!” “你也没挂啊!” “好了!不说了!再说就真没钱了!我挂了!” 无一例外,每次都是我先把电话挂上的,电话费不便宜,打一次,我得卖半天的菜才能补回来。 但我不能一辈子都卖菜,所以我一有空就练琴,坚持每天看报纸。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条小小的招工启示,居然是招弹唱吉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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