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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扫完毕，我准备返京。走前夕，我对父亲说我要走了，让他好好保重身体，我方便了再回来看他。这是句客套话。父亲不应声，只是站在那里，高高的身子忸怩着，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这种表情，是我第一次见到，跟强硬了一辈子的父亲比起来，简直象两个人。我不由叫了一声：“爸？”
父亲看我一眼，接着低下头去，很小声音道：“老七，你不是去年说过，接我去北京看看的吗？”
我这才想起，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省亲，临走时随口对年近八旬的父亲说，等来年天气暖和了就接他老人家到北京转转。那其实也不过是一句客套话而已。父亲竟然放在心上了？
我淡淡地看着父亲：“你想去北京？”
父亲马上抬起头来，望着我说：“是的，我这次就想跟你去。”说完了，又把眼睛低了下去，望着自己的脚尖，人又忸怩上了。象个孩子，在等待大人的某个批准。
我沉吟了一下，说：“等我跟姐姐们商量一下。”
说实在的，父亲那家伙，别提，提起他，我就气冲脑门。他象拎小鸡子似地欺负了母亲一辈子。父亲是个刽子手，不光我，连姐姐们都这么说。尤其想起当年为姐姐们上学，父亲差点儿将母亲活活给劈死在地里，姐姐们就耿耿于怀。
父亲一辈子想儿子都想疯了，母亲偏偏给他生了一窝女儿。父亲天生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嫌我把母亲那扇生育的门给关上了，从此彻底断掉了他想要个儿子的盼头。父亲不光骑在母亲的脖子上威风了几十年，对他的女儿们也是常常大大出手，而且顶数我挨打最多。
姐姐们天生软骨头，父亲的拳头还没举起来，她们就嘴巴抹了蜜似地直叫爸爸。惟独我继承了父亲的坏毛病：宁死不屈。他越打，我就越不听话；我越不听话，就越是挨打，往往是父亲打累了，举不动拳头时才撒了我走开去，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说：“哼，看我将来大了怎么治你。”所以，我跟父亲几乎是仇人。
后来我长大了，在北京安了家，打电话回去，母亲耳朵背，听不见我说什么，父亲就夺了话筒过去，说他跟母亲都很好，让我别牵心，我也不说什么，淡淡地叫一声“爸”，便挂了电话。
再后来，听姐姐说，母亲很是羡慕人家能收到女儿的信，我便开始往老家写信，不过写称呼时总喜欢把母亲放在前头，将父亲顺便捎带于后面，父亲每每收到我的信让邻居给念完后，总是不好意思地捋一下脸说：“老七那丫头越大越没规矩了。”在我们老家有个规矩，父亲在世时，不管干什么都应该站在母亲的头里，可是我偏不。
我，是个不爱说爱用行动来表示的人，无论是对我喜欢的还是仇恨的，人或者事。母亲去世后，尽管我没说什么，可是对父亲的恨却入了骨髓。他明明知道我们姐几个是母亲的命根子，母亲病危时他居然不告诉我们，连仅有一河之隔的大姐都没通知，让母亲走得那般孤独，还让我们背上了不孝之名。
母亲去了以后，父亲倒也有自知之名，从不肯去任何一个姐姐家，而是窝在他跟母亲住了几十年的老屋里，时不时到母亲的坟上坐坐，给拔拔草。
那天给母亲立碑，下雨，在母亲的坟地里，姐姐们当着众泥水匠的面讨伐父亲，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摆列父亲欺负母亲的种种罪行，父亲也不说话，低着头立在坟边上，一把没一把地抹脸上的雨水。我一言没发，心里却恨不得将父亲塞进土里，换母亲站起来。
然而，当面对父亲想要去北京的忸怩样时，我的心里竟然有点发软，不忍拒绝他了。我去找姐姐们。姐姐们说自从我去年冬天走后，父亲的身体就出奇地好，每天都掰着手指算天气暖和的日子。说今年一过完春节，父亲就打听我什么时候回来，好接他去北京。我听了，心里更是一种揪心的软。我好一阵哑然。姐姐们都劝我，说：“小妹，你就让老父亲去圆一圆他那个想看看北京天安门的梦吧。”
该启程了，我故意吓唬老父亲，说到北京得坐几天几夜火车呢，车上还不许抽烟喝酒。父亲两只眼睛晶亮亮地看着我，说：“我保证在车上听话。“那一刻，父亲象个孩子，象极了。
在列车上，当时卧铺紧张，我好不容易给父亲买到一张下铺的，就将父亲扔在下面，我躺在中铺上没死没活地睡觉看书，父亲不吃不喝也不睡觉，一个人守着窗户坐着，眼睛望着外头，有点可怜的样子，我装看不见。
在二十八个小时里的旅途里，一辈子烟酒不离身的父亲果然不沾烟酒，规矩得象个孩子，深受乘务员和旅客们的夸赞。在车上，父亲还不吃东西不喝水，怕老让我陪他去厕所，嫌他烦。
快到北京时，我下去收拾东西，准备下车，父亲忙着穿衣服，可是忙了半天也穿不好，不是胳膊进不了袖子里去，就是把张三的扣子给李四扣上，我只好去给帮忙。给父亲扣好脖颈上的扣子时，我无意望了一下父亲的眼睛，父亲也正望着我，那是我生凭第一次看父亲的眼睛，不知为何心里竟动了一下。父亲呵呵笑了，说我象是在伺候孩子，我没说话，却感到有一种很柔软的东西在心底里徐徐铺了开来。
回到北京后，我和丈夫忙着上班，把父亲一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里，扔给他一台电视机和录音机，教他看戏或者听戏。我和丈夫都是寡言之人，除了吃饭时陪父亲说点儿话外，就钻进我们自己的房间忙我们的。
清早起床，明明听见父亲已经起来了，却老半天不见出来，推门进去一看，父亲在费心尽力叠被子，见我进来，他不好意思地抓抓头，说：“我没叠过被子，所以叠得不好。”要么挺长时间找不见人，钻在卫生间里学刷牙呢，满嘴流血，我让他别刷了，他孩子似地笑，说：“人得学會讲卫生。”
第一个休息日，我跟丈夫领父亲去看天安门。
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我特意让丈夫给父亲买了一束绢花，人流跟长龙一样，父亲被挤在里面，别人的绢花都是随便拿在一只手上的，而父亲，用两只手把绢花紧紧抱在胸前，一边随着人流朝前蠕动，一边踮起脚观望着。
临进纪念堂时，父亲认认真真整了整自己的衣服领子和帽子。终于到了毛主席的遗体前，父亲先将绢花放上去，然后恭恭敬敬给鞠了三个躬。那三个躬，头都快要碰到膝盖了。我在边上看着，鼻子蓦地酸了。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偏远的西北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第一次站在毛主席的遗体跟前，用他那早已经不太灵活的脊背，给鞠了三个那么大的躬，谁看了都會动容的，连丈夫都感动得直眨眼睛，想要把突然涌上来的泪花给咽回去。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父亲脾气硬，宁折不弯，在我们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倔老头，从来不曾给任何人低过头。父亲一辈子给我们做女儿的也都只是拳头，所以在我眼里，父亲是个刽子手，可是此刻，却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父亲，一个崭新的父亲，一个让人柔肠百转的父亲。
等父亲过来后，丈夫告诉他刚才忘记摘帽子了，父亲便懊悔得不行，怪我事前不提醒他，其实我是故意的，那天风很大天很冷，我怕父亲突然摘帽子而感冒。迈出纪念堂的时候，父亲一直频频回头观望，象是要返回去重新给毛主席鞠躬，被我拽住了，纪念堂里是不许停留和后退的。
出了纪念堂，父亲还要去排队，想第二次进纪念堂，被丈夫阻止住了。那天风实在大，父亲又穿得不多，丈夫怕他被冻坏了。当时我想，等天气彻底好了，我一定要陪父亲再来排这长长的队伍，让他把毛主席看个够。
然而，不久，北京就闹起了“非典”，父亲除了偶尔跟我去家门口的菜市场转转外，便被我囚在了家里，不过，丈夫还是让我给父亲身上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手机号码，说万一有一天父亲走出去忘记回来的路怎么办？
果然，不几天，父亲就丢了。那是个周末的下午，我在家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父亲溜出去了，我醒来后，以为父亲去菜市场玩了，就没在意，天黑做好晚饭，丈夫也加班回来了，却迟迟不见父亲回来，我才急了，和丈夫去把菜市场翻了个遍，可是哪里有老父亲的影子。
回到家里，发现我的手机上有未接来电，赶紧拨回去，是个公用电话，是父亲让人给拨的，不远，我和丈夫急忙开车赶过去，父亲已经等不及走了，我和丈夫沿着街道一路寻找，但仍一无所获。
这时，丈夫已经被急得嗓子都哑了，我默默地流着眼泪。年近八旬的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庄稼，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连电话都不會打，他怎么能找到回来呢？父亲连再去给毛主席鞠一次躬都还没能完成呢，就这么给丢了？我越想心里越空，眼泪簌簌垂落。
一直到晚上十点，我才接到朝阳派出所的一个警官打来的电话，说他在铁轨上巡查时拣到了父亲，当时我和丈夫同时涌出了泪花。原来，父亲在菜市场迷了路，到处疯走，越走越远，靠他的两条老腿，差点儿把北京给走了个大半。最后被警察碰上了，给带到派出所里去了。
当我们赶到派出所时，父亲坐在沙发上吃饼干，喝着水，一边跟警察聊天，满面春风，跟没事儿似的。回来的路上，我跟丈夫都一言不发，父亲却兴致勃勃，给我们讲他走了多少多少路，出了多少多少汗，北京的夜景是多么多么好看，最后又怎么怎么碰上警察。
回到家里后，父亲还不肯睡觉，兴奋有余，活象刚刚冒了一次险凯旋而归的孩子。我强行给父亲洗脚，问他走那么多路累不累，父亲将胸脯拍得砰响，说想当年他给生产队里当挑夫的时候，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一口气从甘肃挑回家，那家伙，多远，这点路算得了什么，跟玩似的。
生来温和的丈夫，发了脾气：“爸，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乱跑什么，万一丢了，这么大的北京，到哪里去找你？”父亲一下子蔫蔫地，跟孩子似的耷拉着头。我也余气未消，对父亲说：“下次再这样，就把你送回老家去。”父亲一听，肩膀更耷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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