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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谋生
1989年的一个冬天的夜晚，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忽然想起一首民谣：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汪智利的家乡歙县正是古徽州所在地，有徽商故里之称。当然当时的汪智利不可能有重振徽商雄风的意念。他只是在想，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我都十八岁了，是应该到外面去走一走，瞧一瞧啦。外面的世界虽然很无奈，但外面的世界确实也很精彩。虽然走出去，未必有出息，但守着这穷山沟是肯定没有出息的。山里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挪活，树挪死。”反正我有手艺，到哪里都不会挨饿
但是，出门千条路，到哪里去呢？他常听说大鼓书的人说：“要抢枪皇粮，要嫖嫖娘娘。”干脆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阎王不挣小鬼钱，到上海去挣大城市里的人钱。第二天一大早，阳光特别的灿烂，汪智利背起木工箱，怀揣50元钱出门了，一路上翻山越岭，淌溪过谷，一路步行到了歙县县城，坐上了南昌到上海的火车。开始了他20年上海创业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上海，人们还不习惯于在家具店里买家具，都是请木工自己打，说是这样放心。有需求，就有供给，那时农村的小木匠朝上海跑得特别的多，汪智利就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的晚上只要看到路边棚子或者小区门口的棚子有亮灯的地方，肯定是做家具的。汪智利刚到上海不久就摸到了这一规律。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个棚子看看，那个棚子瞧瞧，暗暗的偷学人家的手艺和家具的新款式，博采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
由于汪智利的木工基本功扎实，加上他聪明好学，接受能力强。他很快的掌握了上海最新流行家具的款式和风格。不怕没有人请，就怕技艺不精，汪智利很快的成为雇主们要请的香饽饽，做完这家，做那家，这家还没做完，就被那家预定去了。加上雇主之间相互推荐，木工之间的口口相传，汪智利一时间成为了打家具的“名角”。他到哪里去，人家问他叫什么。他总是说，“我的家是安徽歙县汪满田的，叫汪智利”。也不知人们没有听清楚，还是他没有介绍清楚，人们只记得汪满田，就是记不住汪智利，久而久之，人们以为他真的叫汪满田，于是人们就喊他汪满田，他也不纠正，他认为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叫什么都行。后来他干脆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就不说汪智利，就说是汪满田。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却和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句话改变了人生
汪智利在做木工的那几年里，每年都要奔波于上海和汪满田之间。那大概是1992年的一个接近年关的时候，他做完了一家的活计，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过年，雇主说：“汪满田，听说你的家乡是安徽黄山的茶乡，你过年回来能不能给我带一点茶叶回来，”汪智利满口答应，“带别的没有，茶叶那可是大大的有。”
汪智利说这话可不是吹牛皮。汪满田的家乡歙县是国家级的生态县，地处黄山支脉南云山，海拔800至1400米，年降雨量大于1700毫米，空气相对湿度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日照短，漫射光和紫外线丰富，可谓得天地之灵气。因此这里生产的茶叶不仅色泽好看，而且经久耐泡，口感醇正，凡是喝过的人都说好。
汪智利回到家里，正赶上他的哥哥挑着半担茶叶，满头大汗的回来，他的父亲问他：“大伢，你昨天去卖不是很好吗，今天怎么挑着回来啦。”哥哥说：“别提啦，真是气死人。”原来昨天他挑着一担茶叶到绩溪去卖，价格很好，今天再去卖时，茶商看卖的人多了，就故意压级压价，叫人不能接受，要不是考虑回来挑不动，他一斤都不会卖。父亲说：“这眼看年关就要到了，挑回来能当柴烧呀？这样吧，等过了年，三伢都把它带到上海去送人吧。”
汪智利真的把这些茶叶都带到了上海，除了给原雇主几袋外，剩下的雇主又介绍给了其它人，还没有分得过来，往智利粗略的算了一下账，比在绩溪多卖了一半的钱。
汪智利第一次尝到了搂草打兔子带烧的甜头——这又不增加成本，不要路费，拾麦打烧饼卖——尽是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从那以后，汪智利每年回家，都要带一些茶叶回来，先是一百斤，一百斤的带，后是三百斤，五百斤的带；先是随身带，后来就办托运；先是给需要的雇主捎带，后是兑给摆茶叶摊的小贩子，赚得一些差价，以补贴家用。
终于有一天，他感到做木工耽误了他的贩茶叶。他突然明白了，一只手捂不住两只鸟儿，一只脚难踏两只船。他放弃了木工活计，专门倒腾起茶叶来，谁知，这一倒腾竟然倒腾出一个大品牌的“汪满田”茶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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