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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板家前排租了一小间民房, 租金每月一百。 水电费另算,每月十块, 我去文具市场买来了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和四十本稿纸。 花了近七十元, 就准备正式写作了。
我的床是现从房东院子里搬木板搭的, 房东大姐又给了我两条木凳, 算是作了床架。 床搭好后显得很高, 平时要想当沙发坐比效困难, 不过还好, 当我又从房东院里搬来了一把淘汰了的老式木椅后, 它们竟似原装成套产品一样, 往椅子上一坐, 那床板便正好在心窝儿稍下方一点, 那床便成了我的一张宽大的办公室桌。 真是天可怜见,老天有眼哪!
我又花了近百元买了炉子、烟筒、蜂窝儿煤等, 准备过冬了。
我的资金比较紧巴, 而一辞职就连续大笔花钱, 实在令我心里难受。 于是被褥我就没舍得买,我把帐蓬和布单辅在床上。 晚上睡觉裹着它们睡。 头两夜还凑合挺过来了, 可两天以后一场西伯利亚的寒流下来, 差一点就让我冻死在床上。
第二天我终于狠心咬了咬牙去买了一套被褥。 这套被褥出乎我意料地便宜, 一共才花了五十五块。 当然我那时还没听说过“黑芯绵”一词。 这套被褥不太保暖, 仅两夜那被子里的棉花就发生了板块位移, 都喜欢往四个角上去。 而四个被子角却基本不为我的保暖事业做什么贡献。 于是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位移, 我连夜穿针引线, 把被子织网般的缝了个遍。 我把那些活泼好动的棉花分别固定在无数的小格子里, 就象我们西部沙漠固沙的方法一样。
对于我的安全过冬我还得感谢我的两个女同事, 小马和小安。 小马在辞职离开时送了一条厚厚的捧针毛裤给我, 那是她老公的, 她说她懒得带走了, 送给我。 小安则送给了我一件羽绒服,还常来陪我聊天, 给我的整个冬季带来了无穷的温暖。
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写作了, 我把我们一路所摄照片都冲洗齐全, 并作了整理, 借助它们,再借助我的日记, 我开始了写作。 二十多天就写完了那篇游记, 共二百多页, 约十万字。 剩下的工作是修改,校对。 我又开始了另一个中篇小说的创作。 这时我写作的灵感又开始迸发, 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在后两个月里, 我写了两篇中篇小说, 十一个相声剧本。 十几篇散文、杂文。
当然,这一切到后来都近乎于白浪费纸和墨。 一篇都没能卖出去。 有的还压在我的箱底, 有的则早已不知去向。
失踪的稿子全是我送出去的, 我就象一个又穷又死超生的赤贫农民。 生了一大群女儿没人要, 自己老着脸皮去送吧, 别人看了还是不要, 最后有的被好心人退了回来, 有的就从此没了下落。
租房关门写作的时候,我最大的业余娱乐方式是听收音机。 河北电台每天下午都有一段评论相声的节目。 大多都指相声创作缺乏新人新作,缺乏好的创作人才。 所以我心情激动就写开了相声剧本。 谁知一发不可收拾, 突噜噜写了十一个。 赶紧强行收笔了。
我自认为我的这些作品无论哪一个面世, 我都将一举踏入文艺圈, 随着我的不断努力, 在迅速成名的同时, 还为中国相声艺术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可是我把这些稿件寄给了中央电视台后就如同石沉大海, 从此杳无音信了。 也不知他们看了没看, 或者早已成为废纸填了北京的拉圾处理厂了。
一个默默无闻的初出茅庐之辈要想步入文艺殿堂真是太难了。 有人说得好, 如今搞文艺(包括搞文学)就象鲤鱼跳龙门。 成功与不成功只一墙之隔, 跳过去你就成功了。 跳不过去,你做了再多的努力也是失败。 而跳过这墙的时间往往只一瞬间。 你是天才,没有过这一瞬间就是蠢才, 你是蠢才,哪天运气好了自有人把你一举抬过这道坎儿。 你就可以成为天才。
我没有跨过那个坎儿, 所以我依然还狗屁不是。 所以只能到激动时就大发一通牢骚, 说一堆酸溜溜的废话来使人更加看不起。
那一年的元旦和春节我是一个人在那间小屋里渡过的。 元旦倒也罢了, 那个春节却过得让我有些心酸。 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象那样过了一个春节。 我的经济拮据没吃好喝好也就罢了, 我万万没想到春节那几天几乎所有的店铺全部涨价甚至干脆歇业了, 因我没有及时地储备好过年的干粮和蔬菜。 使我大过年的不但孤苦伶仃, 而且差点饿死过去。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在小屋里来回地走着, 就象一匹关在笼子里的狼。 不过那时我激动不已! 我的又一串灵感跳出来了。 我越想越兴奋,越想越激动。 趁着外面巨大的鞭炮声产生的噪音我忍不住仰天长啸,引颈高歌。 我一举打好了三部电影剧本的腹稿。 一部是《毁灭楼兰》,即后来更名为《楼兰楼兰》的剧本; 一部是《狼的故事》, 一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三部剧本的后两部我在家里时已经写成小说。 没有带来。, 便只有全心投入到《毁灭楼兰》的创作上了。 我在心里大致打好了故事的框架, 只等正式写作了。 我需要查找一些资料, 可当时的情况只能让我暂时搁下了这个计划。
年要过去了, 我的主要写作计划已经完成, 钱也花得过了安全线, 我得再找份工作等待好运降临。
大年初六我上街把最后要投的稿投了出去, 最后我打算处理一下我的行囊, 尽量再增加一些现金。 陈刚走后所有的旅行物资都留给了我, 包括两辆自行车、一架照相机、一架望远镜、一个帐篷等等。 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欲图在北京奔上金光大道的累赘。 我必须得想办法处理掉它们。
可我却一直拉不下脸。 这时眼看着房租就要到期了, 被逼无奈才把牙一咬, 去了清华大学院墙外。 第一天没好意思摆, 第二天终于把标价牌亮了出去, 铺开了报纸, 把望远镜、照相机等等商品摆了上去, 然后拿了一张报纸远远坐着看去了。
我当时心跳得很厉害, 紧张和尴尬得不得了, 真想立刻卷了摊子走人。 还好,竟真的有人光顾了我的摊子。 那是两个男生, 其中一个看中了望远镜, 拿在手里把玩个不休。 问我多少钱, 我实话实说买时人家开价三百六,我实买一百七, 我一路带它骑自行车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 多少有点纪念价值, 可我今日急缺钱用, 便宜处理也甘愿, 就卖一百五吧。 两位男生不干,还价一百, 我很紧张地答应了。 他们还看见了我为了促销而摆出的旅行照片, 便挑了两张去, 并且让我签了名。 当时我不知是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还是某根神经受到了刺激, 心里的滋味怪极了。
那是我卖掉的唯一的一件物品, 我驮着这些笨重的家伙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卖的勇气了。 我开始找工作, 并暗暗打算把这些东西一件件的卖给房东, 即折合成房租给他们。 我想得挺美的, 只是不知房东觉不觉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