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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袋里缺钱的旅行家就是流浪汉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象一个逃荒者。
我和我的朋友陈刚一起踏上北京这块土地的。
是土地，而不是城市。
我们不象大多数人那样从四个或四个以上轮子的机动车里跳到北京的地皮上，
我们是从破单车上跳下来的。
那一年我们从乌鲁木齐骑自行车到北京。
我们从高大的太行山翻过，
穿过门头沟，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境内的行程用了约两天时间。
我们两个人就象两个刚从山上下来的野人，
或者说是刚刚越狱出来的逃犯，
睁着四只充满迷茫和彷徨的眼，
进入了我心中的天堂，
北京。
我们骑行了约九千里，一路风餐露宿，
到天安门广场时，
我竟真的差点掉了不值钱的眼泪。
当时天刚黑，
我们俩骑着老牛一样沉重的自行车，
四眼金花地挤过什么猪（珠）市口、马市口（骡马市）大街，绕过前门箭楼，
到了历史搏物馆门前。
我们终于得以一睹早在我三岁时就已烂熟于胸的天安门和天安门上的毛主席。
那一天是1998年8月28日。
到了祖国的心脏。
我说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我又说我们的一切正准备拉开序幕。
陈刚还是看得起我这个朋友的。
他并不觉得我是个野人或什么不好听的人种，
他说看我头发胡子都长了，
脸部还明显浮肿。
还黑，
就抬举抬举我，
说我象腾格儿。
在北京城的第一夜我们是在博物馆门前的树下渡过的。
我们在树下吊起了帐篷。
这一夜我睡得极不踏实。
一是怕一米八以上的士兵来赶我们走，
再是怕天上下大雨。
这一夜小雨不断，
打得帐篷刷刷响。
回想在路上的四十八夜，
天可怜见，
并未用大雨来折磨过我们。
别到了毛主席眼皮底下了，
再来饱受一场暴雨。
所幸一夜无大雨。
也无人来驱赶我们。
陈刚是个典型的精力过剩有劲没处使的人。
他老对我说想骑自行车绕二环转一圈，
再绕三环转一圈，
再绕四环转一圈，
好好欣赏一下北京城的风光。
我差点晕倒。
我只有用一句话来作为冷水泼凉他：
“别犯病了！”
我买了两份满是招聘广告的报纸，
在天安门广场上仔细研究了一下午。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找工作。
先去的崇文区。
当我进入磁器口的小胡同时我简直对北京城失望透顶，
全是小破房，
还不如我们乌鲁木齐繁华！
我便如老农头回进城，
总以为大城市就应该全是摩天大厦。
实际上我是缺乏一些脑细胞。
陈刚告诉我这是一种文化。
我竟说瞎扯。
我大清早就敲开了一家位于胡同深处的小理发店。
剪了长发，还刮了胡子。
眯缝着睡眼的金发先生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小刀口后，
又举着刀让我留下了五元钱。
算完成了形象改造。
我们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业务。
一进门看我们的形象人家就不想正经接待我们，
只是一个劲儿地让我们交纳一人四十的报名费。
我原想冲着这份许诺两千以上的工资这八十我也交了，
可陈刚心疼那钱。
便推说身上没带钱出去了。
我觉得我简直丢尽了十八代祖宗的脸。
当初我们并不知道那都是骗钱玩儿的公司。
后来知道了。
我就总感慨有时在人前装苦卖穷也有些好处。
虽然骗子在看到你没钱时总会一眼把你看扁。
但形象扁了总比已经很扁了的钱包再扁一点好。
中午吃饭时我们决定开个荤，
豪爽一把，
去下馆子撮一顿。
一人三元人民币的标准。
另需分头行动。
挑一个自认为最有把握的饭馆儿去吃，去问。
因为陈刚分析了，
一个人到陌生地方立足谋生，
总是要先从饭店刷盘子开始的。
我想那时我们是没有资格在饭店刷盘子的，
我们只是勉强鼓起勇气去小饭馆试试人家用不用我们刷碗。
我在一家室内面积不足十平米的无招牌小饭馆的门前吃了一碗肉丝面。
饭馆儿的老板娘既泼辣又热情，
当时人多，她把那几个小女孩儿催得不亦乐乎。
我暗想她们是多么地忙不过来啊！
她们晚上都睡这小饭馆儿里，桌椅该不大够吧！
我来了还有帐篷让给她们睡！
她们是多么地需要我和喜欢我！
可是直到我磨磨蹭蹭吃完面付钱走人，
我也没敢向她们提一句我想找工作的事儿。
陈刚也同样以失败告终。
我们在磁器口靠天坛公园的一座过街天桥下等待天黑。
我们打算这一夜在此渡过。
这是我们到北京城的第三天。
三天都要过去了，
我们的命运还是流浪，
我们实在不知道还将流浪多久。
是不是真要流浪完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最终使我们沦落为乞丐？
只是不知道这满街的人们肯否向我们这样的小伙子伸出援助之手？
反正我不会，
谁叫你四肢健全年纪青青？
我把这些困惑说给了陈刚，
陈刚哈哈一笑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撞车嘛。
要么我去撞，
要么他去撞，
撞断一条腿就行了。
然后剩下一个人就去拉住那个司机不放，
让他赔钱！拿了钱我们就走！
去大吃一顿！
然后拖着那条血肉模糊的断腿再去要饭，
那样才具有乞讨生存的优势！
我长叹了一口气，
说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我们的绝路就是死路，
而我们现在车还没到山前就已经看见路影了，
我就象吃下去了一颗定心丸。
这是一棵果然强力的良药，
噎得我心口直疼，
我暗运内力化解数月都没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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