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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几天，没有回音，我的第二篇文章，已接近尾声，写的是住在我隔壁的一个江湖郎中。白天打扮成干部模样，夹着一小皮包的一针见效的小广告，到处张贴。晚上穿上白大褂，骗人钱财。你别说，每天都有几个傻逼登门求医，我观察，大多是上不了台面的又老又丑的街头妓女和衣衫不整脸膛黝黑的民工，他们是色情行业中的边缘人，也是性病流行的危重区。2、30快钱的交易，可能造成成片的性病流行。我跟踪过一名妓女，住在小镇边缘的棚户区。从我蹲守的情况看，几乎就是公开的卖淫。嫖客是附近的吃穿都成问题的外来民工，如果他们一旦得上性病，一没钱治病，二传性伴侣，三回农村后，带来更大面积的传播。我之所以没有结尾，是想更深入些，直接面对当事人。江湖郎中不便说破，他直接威胁我的安全，妓女相对容易些。
一个月高星稀的晚上，我再次来到棚户区幽暗的街巷，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一个，而是一排，少说也有7、8个。我放慢脚步就有人上来搭讪，这是一个没有路灯的街巷，看不清面容，听口音是河南人。我跟着她又穿过几条街巷，来到一个低矮的房子面前，这就是她的家了。进得屋来，灯一亮，现出庐山真面目，典型的农村妇女。我盘算着怎样和她打交道，她看出来我没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警觉起来。“大哥，你看到了，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别害怕，别着急，让我喘口气。”我边说边左右环顾，除了床什么都没有。“看你不象干这行的，年龄也不小了，有孩子吗？”我直接了当的问。“大哥我可没闲工夫和你磨牙，要干就干，不干你走，留顿饭钱。”“你放心，陪我说说话，多给你10元钱。”她一把拽过我坐在床上，往我身上蹭，说：“50。”“没问题。”她急着忙着脱衣服，我按住了她。“说说话吗。”我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久没人说话了，说说你家里的情况，我很好奇。”“有什么好说的，你也看出来了，穷，有什么办法呢？”“你老公呢？”“他？”她显出不屑的神情。“靠他裤子都穿不上，去年带着孩子回家种地去了。没有我他早死了”“种地不能养活人吗？”“能，一年下来倒贴钱，全村人出来了一半，家里等着我吃饭呢。”真的假的？我无从判断，卖肉确实真的，至今我搞不明白，是贪图享乐还是农村真的不能活人？是个人选择还是被逼无奈？我扔下50，不无恶心的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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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闻其臭，就不觉得臭了。我没有贬义，我的意思是说，情感和环境相互追逐，最后能稳定下来，说明我适应了这样的环境。我经常看到狭长的过道里有一个年老的乞丐，卷缩在墙根下，不声不响，一觉天明。头一次看到时，巨大的疑问如同洪水泛滥不能平静。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一个人远走他乡，落到如此田地？看的多了，你就不觉得不正常了。你走你的路，他睡他的觉。你完全可以把他当作一块石头，绕过去，或者，跳过去。或许，在他的乞讨的世界里，就象一个国王生活着，这让我想到庄子的蝴蝶，我不可能深入他的内心，知晓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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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是千百万人孤独的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而在于他在这个城市里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幸福的，悲哀的，愤怒的，都给这个城市注入了不同的人文色彩。我在其中，在没有象乞丐一样无声无息的死去之前，我的梦想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的梦想，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存在价值。但是，人有时并不是都那么清醒，如同这个街市的一个角落，有一个修鞋匠，平时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出奇之处，勤勤恳恳工作，默默无闻生活，谁也想不到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总是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时候蹦到大街上，跳着高的骂：操领导他妈，引来众多的人围观。只见他脖筋凸现，唾沫星子四溅，如入无人之境。有什么冤屈？把他憋出了病？无人知晓，无人理会，看到高兴处，人们哈哈一笑。我没有笑，陷入无尽的悲哀之中。有的人呼风唤雨，享尽荣华富贵，有的人妻离子散，潦倒一生。如果人们各自认命，从中找出生活的的乐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偏偏有精神不正常者，跳出来大煞风景。我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扪心自问，假如我安于凌原小城的生活，就不会跑到深圳来；假如我安于工厂的工作，就不会跑到这里来。错就错在我不安于现状，总想找到不同于寻常的理想中的生活，那生活存在吗？
接二连三的寄给燕翎的稿子，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们只见了一面，为什么对她如此信任？对燕翎的想象超出了一般朋友、同事的范围，好象冥冥之中，她是我的知音和救命稻草。我承认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病症，甚至，有时幻想我们彼此相爱。可能是原于大学时代的理想生活，那时有一个女同学和我特对脾气，小名叫燕子，和燕翎差一个字。一起跳舞，一起逛街，对未来有同样的梦想。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彼此吐露爱意，相拥相抱。命运就是这么残酷，随着我们分到不同的城市，我们的梦想破灭了，情感也随之淡忘了。通了几封信，不了了之。我几次在我的小屋里，拿着燕翎的名片，想拨通她的电话，又打消了念头。男人的自尊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我又不甘心，鬼使神差的来到本色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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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是一本书的名字，形容这里很恰当。一支不知名的摇滚乐队倾情演唱，台上台下同样疯狂。我站在后面，不时被一阵阵尖叫所感染，让我想起80年代催健老哥风靡校园的情景。催健老了，他在娱乐和孤独中选择了后者，《无能的力量》表明他逐渐远离大众，但在深圳深受港台文化影响的商业城市，仍然有一批摇滚乐迷固执的捧场是我没想到的。我听不清台上唱的什么，可我感受到台下如痴如狂的投入，我的身体不自觉的随着节奏摇摆。一曲接着一曲，直至退场，所有乐迷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不肯落座。几经叫场，一曲改装的《草原之夜》舒缓了人们的情绪，人们纷纷落座。是巧合还是老天的安排，我看到了燕翎和两个男人走回座位。我不失时机的凑了上去，故意惊讶的说：“哈，真巧。没想到你也喜欢摇滚。”“你是------”她凑进我的脸看。“你不记得了，我是箫薇。”“奥，想起来了，怎么样？现在好吗？”“还行。”我犹豫着，说还是不说，我选择了说。“我寄的稿子不知你看到没有？”“啊，来来，坐下说。”我跟随着他们，在落座的刹那，我听到了一个男人问燕翎：“他是谁？”燕翎压低嗓音，趴在那男人的耳朵上说：“一愤青。”我知道愤青是什么意思，这种带有轻蔑式的，甚至是带有侮辱式的语言，深深的伤害了我脆弱的神经。好在酒吧昏暗，她看不到我脸色的变化。“我们主任说了，你写的不是社会热点，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吸引不了大众的眼球。”“啊，是这样。我以为关注弱势群体总会有人看的。”“你说的没错，可是，要有事件，就象你的第一篇文章，多棒啊。箫薇，我跟你说，不要气馁，继续努力。”她试图在安慰我，如同大姐姐安慰小弟弟。没必要再说下去了，那两个男人自顾自的说着自己的话，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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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心理问题，那么，我无疑是自取其辱。回到小镇，坐不是，站不是，怎么想怎么窝囊。一个人遛遛哒哒来到海边，我闹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愤青”不无道理，以为自己不错，干什么象什么，自我感觉良好。顺了，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栽了，是别人害的，从来没想想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天老大我老二，也不问问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这个社会不是为哪个个人准备的，千百年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所在的位置不同，自然要分出三六九等，社会分工不同嘛，说人人平等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49年全国解放，毛泽东是真正为穷人翻身做主人开了先河的人，只不过他的平等是一个皇帝，一个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虽然去掉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压迫，但新的官僚集团用阶级斗争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统阶级，不可能在取得统治地位后吸取敌人的合理的民主理念。不允许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出现，必然走向它的反面。仅凭一腔热血，而不是科学的态度怎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有人从历史上找原因，说中国文化不可能造就一个西方式的社会范型，我不反对，也没意见，咱老百姓说这个有些扯远了，那就想想现在。改革开放后，从双轨制开始满足了一小批官僚集团先富起来的愿望，同时为民间的草莽英雄提供了发家致富的良机，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潮。两者合二为一，成为人人向往之的资产阶级的雏形。河，是摸着石头过的，自然法律法规的滞后，激发了既得利益者和胆大妄为者的“聪明才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有多少靠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最终牺牲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今，中国的现状是中间小，两头大。发财的机会仅限于垄断，投机，发明创造。垄断仍在继续，坚冰还未打破。投机永远属于少数人的体制内的政策制定者，而发明创造虽然为个人的成功拓展了空间，可终究是难上加难，是小资产阶级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真正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庞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既制造时尚，又蔑视清规戒律；既同情弱者，又向往权贵；既胸怀大志，又眼里没人；既承上启下，又两头够不着；既矛盾，又尴尬。我理解燕翎的所作所为，我是什么人？落魄的书生，可在他们眼里，和街边卖红薯的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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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一桩，不过，我要感谢燕翎，她让我更加看清了自己，把一切不如意都扔到太平洋去吧。我踏着月光回到小屋，仍然睡不着。索性，给唯嘉打了电话。唯嘉说：“你疯了吗？看看几点？”我哑口无言------。“有什么事吗？这两天忙死了。”他接着说。“忙什么的你？”我问。“公司已经解散，我注册了新的公司，明天就搬走了。”“啊，用我帮忙吗？”“不用。你怎么样？”“我很好，祝你成功。”“嘿，成功不成功天知道。好了，我该睡觉了，有事打电话。”“好。”我放了电话，看了看表，早晨4点。我佩服唯嘉，真心祝他好运。干什么吆喝什么，从不在不熟悉的领域胡思乱想，这是他的长处，刚好是我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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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放弃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枪毙的稿子也不打算邮到别的媒体，好好想想老问题：我到底能干什么？在专业领域，我不能不说自己不行，起码写个公文还行吧，在其他领域我和所有人一样，仅仅知道常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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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象海水冲刷的石头，消磨我的斗志。一晃，我在小屋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清冷的日子。钱不多了，手机停了，吃最便宜的饭菜。还好，南方的小吃我还吃的惯。特别是广西米粉，四川麻辣。我挨着家的吃，整条街从头吃到尾，反过来再吃一遍。我楼下做米粉生意的夫妇和我混熟了，吃饭可以不花钱，过两天一起算。就算钱花光了，再混两天也饿不死。
我每天在海边漫步，看波浪滔天，亦或，微波荡漾。浅滩处，成片的红树林，低矮茂密，转过去，海天一线，不时有驳船穿梭。身后，沿着海岸线是狭长的落叶松，伴随着漓漓啦啦的围堰池塘，戴着斗笠的渔民，划着鱼船忙碌着。我喜欢沿着堤坝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无人无路的地方，然后坐在礁石上专注于大海。这就是生命诞生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在运动着，停下来就等于死亡。在有和无之间，所有的情感显得多么苍白，跳进去一切的一切化为乌有。爬上岸，爬上人海，多少悲欢离合，最后化做一滴水，消失的无影无踪。人的痛苦，焦虑，迷茫，皆在于人的超乎自然的想象。美好的家园在天上，地上从来就没有过，但所有的人都朝天上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建起了现代文明的怪胎。我看到了死亡，就在脚下的大海，身后的陆地，正视它才能正视自己。人太渺小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人的痼疾。那些上等人，高贵的人，用华丽的衣服包装自己，用鄙夷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同类，以为过着人上人的生活，我为他们祈祷，累不累，装什么装，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虚伪的自尊，最终被金钱所累，黄金的棺椁等着你。那些穷困潦倒，梦想着出人头地，在苦难中打拼，在逆境中不服输的人，我为他们祈祷，竹蓝打水转头空，一丘黄土等着你。我能不能放弃希望，放弃自尊，象一个乞丐无所畏惧？我能不能不为诱惑所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做不到，我怕死。看着眼前的大海，恐惧一点一点的侵蚀我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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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有两条，其中一条是城市的污水河，直达小镇的心脏。我很少走，受不了她的臭气熏天。临近出海口是简陋的码头，每天都有20吨左右的平底船等待卸货，大多是水泥船，也有少量的铁船和木船。季节不同卸的货不同，有时甘蔗，香蕉居多，有时水泥，沙子居多。那情景很象老照片里的赤膊的码头工人，踩着窄窄的跳板，驮着重重的麻包，总是能博得我同情的目光。当我的口袋仅剩下10快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码头。死不起就要活得起，赤膊上阵，暂时站到码头工人的一边，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颅。人都是逼出来的，林冲上了梁山，落草为寇；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两万五千里；改革开放，无不是绝地逢生。当吃饭，睡觉成了人的第一需要，还有什么高贵可言？放下你的自尊；放下不断给自己粉饰的虚伪的耀眼的光环。人啊，嘴上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实际上人人都拼着命的往上爬，惟恐让人瞧不起，成为“贱”的一类。现在我就要成为“贱”的人，我就“贱”。其实，谁人不“贱”呢？只有装逼犯不“贱”，因为他们虚伪，他们脆弱，他们致死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大，象个英雄似的，祈望别人的顶礼膜拜。我不是英雄，也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贱”的人。上下一身轻，除了法律，再也没有外在的约束让我前怕狼后怕虎，左右为难，磨不开面子，真正的做一回自己。我来到码头，找到包工头，报名登记。包工头上下左右打量了我一番，怎么看怎么不象卖苦力的。他一板一眼的说：“8人一组，包一艘船，卸完算钱，看货物的多少，20，30不等。”我说：“没问题。”“如果能干的话，一天能卸3只船。”“没问题。”“好吧，在外面等着。”
这里没有固定的搬运工，每天早晨天不亮，一批批找活干的民工就坐在河边等活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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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极限运动，如同体育明星，卸完一船还有第二船、第三船等着你。上午9点轮到一船码的小山高的20吨的甘蔗，和我搭伙的7个民工，看着瘦弱，可身手敏捷。古铜色的肌肤，钢铁打造的一般，条条腱子肉凸现。一步一颠，节奏鲜明，稳重而自信。相比之下，我不好意思脱去上衣，半船过后，汗如雨下，腰酸背痛，脸色更加苍白。踩在跳板上，节奏感不强，左右摇晃。这很危险，失去节奏感，后果不堪设想。船与岸相距大约10米，竹板拼贴的跳板，不到半米宽，离地2米左右。下面是墨汁一样的黑泥，冲鼻的腥臭味令人窒息。随着劳动进程的程序化，平均2分钟一捆甘蔗。你不能拉后，不能退缩，否则，打乱了节奏，以后人家就不要你了。我喘着粗气，想不呼吸都不行，缺氧，浑身就没劲了。我大口的呼吸着恶心的空气，咬牙坚持着。坚持到最后，两肩红肿，双脚麻木，完全凭着意志前行着。记得80年代有一个轰动一时的电影《牧马人》，主人公通过劳动改造，心灵得到了净化，激发了爱国热情，拒绝了国外有钱的老爸的邀请，回到广袤的草原，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这样的高调不敢恭维，我要有钱了，首先买下一块属于自己的牧场，建一幢别墅，有自己的书房、客厅、饭厅。登高可以远望，走出去可以纵马驰骋，无拘无束，不需要人民群众。一个保姆给我做饭，一个牧羊人给我放羊就可以了。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不到国外去，因为那不是我的家，与爱国不爱国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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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我脱去了上衣，酸痛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体味酸痛，在酸痛中感受它的变化。从胳膊到腿，最后是腰，难以忍受的地方，好象上半身和下半身脱离了。每弯下一次都要把上半身和下半身找回来，找回一阵猛过一阵的酸痛。又过了两天，我的皮肤晒黑了，两肩龟裂脱皮，有血丝渗出。我看到它就心花怒放，象欣赏一幅美妙绝伦的画。我希望它再大一些，再花哨一些，看我的作品能不能把低层人的潜能挖掘出来。第8天，我吃的香，睡的香，不会在半夜痛的醒来，酸痛有所减缓，肌肉也硬了起来，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比花钱健身好多了。这就是我的劳动成果，既得到了钱又锻炼了身体，生存不在那么可怕、艰难，怎么活不是活？非得出人头地吗？呜呼！苛政猛于虎，人心更胜啊。第十天我决定不干了，数了数钱，640元，一个月的房租和饭钱出来了。我踏踏实实的坐下来喝酒，没有象个别的民工，时不时的打一炮，扔掉一船的辛苦，换得几秒中的舒坦。不是不想，这10天确实太累，没心思想那事。甚至，什么未来，什么过去，什么思想，统统是王八犊子，没工夫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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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吃酣睡，在街上闲逛，北方讲，街溜子。偷鸡摸狗学不会，尽情享受谁都会，看你的本事有多大，兜里的钱有多少。我还不至于只会扛包打夯吧？电脑、打字机有了，再来一个复印机，开个打字复印部总可以吧。我想，这会儿，唯嘉该安定下来了，我厚着脸皮，最后求他一次。电话打过去，果然，唯嘉开门大吉，正想叫我过去。我兴高采烈的还没出街口，好象神兵天降，穿着迷彩服的联防队员，手持警棍，两头一掐，刚好我在其中，真他妈的倒霉。查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外出劳务证。），身份证我有，暂住证是工艺品厂的，早已过期。我态度好，束手就擒，乖乖的蹲在街边。有撒腿就跑的，被联防队员揪住一顿暴打，比民国时期的黑狗子镇压学生的武功有过之无不及。好在他们是不会说话的普通劳动者，打就打了，不同于后来的孙志刚事件，闹出了人命，终于废止了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我们被带到一辆轻卡闷罐车旁，一个个被推了进去。10多平米的地方挤了4、50人，人们尽量往两边的小窗口靠，呼吸窗外的空气。逛荡了半个小时，停在了郊外的收容遣送站，跟监狱一样，高高的围墙，拉着电网。登记，交钱，没钱的等着单位认领。没钱，又没单位和后门，3天后，只能等着劳动三个月后被遣送的命运。我老实惯了，不想惹是生非，交了3百罚单，赶快出来了。地处偏远，没有车站，打的到了唯嘉那，里外里亏了330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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