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合作方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继而走向决裂。
有人提出拆伙不干了,剩下多少拿回多少。这个提议其他人不赞成,我想他们还是心存侥幸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可能这么衰。而我自然不肯言败,我的这些股东们总是焦急地问我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马上起死回生?
时间又过了一个月,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善。有一个股东突然来找我,要求我从帐上提三千块钱给他,说他弟弟出了点事情,要急用,过几天就还给我。三千块是他的投资总额,我心里很火,我知道他的心思。当初发起搞公司的时候,本来没打算找他的,是他听到风声后哭着喊着要加入,给了他三千块的份额,他还嫌少。现在呢,最早要溜的也是他。我告诉他那是大家的钱,我没有权力借。他听了以后唧唧咕咕了半天,终于,撕破脸说,当时吹牛吹得挺厉害,连半年都撑不到就他妈的要破产了。
我就等着这句话了,我拍桌子回他,公司这么困难的时候,不想着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还要说这种伤感情的话,你算个男人么?!
他本来就不是我的同班同学,并不顾忌和我翻脸。于是我们就在临时租来的办公室里大吵了起来,我血往上涌,推搡了他几下。在拳脚上,他自认不是我的对手,就先闪人了。
晚上,我把全部的三个股东叫到公司,将目前的状况向大家公开。我告诉他们,若没有什么好转的话,公司的钱只够撑两个月。我还把从开业以来所有的账目全放到桌子上请大家去查。股东们都抽着烟,沉着脸,谁都不去看帐。
我向大家承认是因为自己的无能造成了现在被动的局面,然后又把今天下午发生的冲突告诉了其他两个人。我当时的语气已经非常平静。我说我不该动手,大家都是同学,同学的关系是仅次于血缘关系的,我感到难过,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我向他们宣布,我会独自承担这次经营失败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事情因我而起,就由我而终。他们的投资款,全部转为我的私人借款,然后,我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借条。我拍着自己的胸口,情绪悲凉地说,这点钱我一年还不清两年还清,两年还不清五年还清,我还不清我儿子还清,我沈某人用人格担保,绝不食言。
我的举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三个人中,只有小钟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这么信不过我们?当初投资都是我们大家自愿的,赚了有份,亏了没份,哪有这种事情?小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投了七千元,我知道这七千块对他来说也很不容易,那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小钟说着便把我写给他的那张借条拿过来撕了。我鼻子一阵发酸。
其他两个人没有动,我没再等他们说什么,离开了办公室。
我想找个小馆子,喝他个一醉方休,但我不能,我舍不得再花哪怕是一分钱,我还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和理智。那一夜我纵穿了繁华的深圳街头,任凭路灯在深夜里交递着我疲惫的身影。下海还不到一年,我就要破产了。我背负着的债务,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够还清。
随后的一些日子,大家都不再来干扰我,除了小钟过来看过我几次——我怀疑他怕我想不开,其余的人都听任这个公司自生自灭。我苦苦支撑,经销商不愿意吃货我就直接找终端零售商,但收效甚微。我缺少的是现金流,是钱,就像是一架发动机,只有汽油,才能让它转动起来。可是,钱,我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以我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强硬的行事方式,我压根就不可能知道“壮士断臂”在投资策略中的拯救意义,我如同身陷一个巨大的泥沼里,越挣扎越往下陷,越陷越挣扎。
终于有一天,帐上的钱缩水到一千元以内。最后的一线希望,就像在暴风雨中恍动着的黄豆般大小的火苗,只需要一颗雨滴,它就会彻底熄灭。
3,
就在我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小钟来看我,他带给我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说,两天后在浙江的杭州有一个很大的洗浴用品展销会,他说你不妨去试试看,说不定可以接到一些订单。
快要溺水的人,给他的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都会牢牢抓住。我想从银行里取出所有的钱,银行说你得留十块钱,否则就销户了。我拿着这最后的七百多块钱,怀着一副“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悲凉心态,带着两大纸箱自己的产品,踏上了北上杭州的火车。
那个展销会倒是很热闹,我花了一百块钱租了一个摊位。来看的人很多,但我的收获不大。确切的说不是我的收获不大,还是有一些客户对我的产品感兴趣的,但我的要求太高,我需要一个很大的单子,而且还必须支付上万块钱的预付款,才有可能度过难关。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晚上,为了省钱,我找了一家小旅馆,六个人一间。躺在床上,满屋子的汗味和脚臭味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虽然我自己也很臭,头发凌乱,胡子拉碴。
我决定去西湖边上转一转,以前没来过杭州,去西湖边走一走,人疲劳了,入睡起来就容易一些。
不知道那些都是什么景点,晚上的西湖看不出有什么惊世之美,开始游人挺多,走着走着人就少了。我累了,也很口渴,那时侯连最勤劳的小贩也打佯了。我坐在一把柳荫下的长椅上,天空中有一轮皎洁的下弦月,突然就有一种无边的悲凉梗在了喉头。
那个晚上,在天堂般的杭州,在西子湖畔,有一个几年前还怀着济世之情的莘莘学子,绝望地想要上吊。
第二天,我继续去展销会守候,等着天上的那块馅饼掉下来。我意外地看到了我过去的老板,他远远地站着,用一种充满蔑视的眼光看着我,我也冷眼视之。幸亏他没有走过来挑衅,这避免了一场浴血的冲突,在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中午正准备吃盒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在我面前的摊位上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凭直觉我就知道她不是买主,所以就蹲在地上开始吃我的饭。终于,她大着胆子弯下腰来看我,怯怯地叫了一声:沈畅。我抬起头来,非常奇怪,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还没等我问她,那个女孩一下子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拽了起来,兴奋地围着我团团地跳着喊,真是你,你这个家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手里的盒饭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我心疼的要命,里面有一块大排,我还没舍得吃呢。
那个女孩大声地问我,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韩洋啊!
韩洋?我眨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欢呼雀跃的女孩,记忆提取功能瞬间出现了故障,我甚至连个基本的方向都没有。韩洋看到我这个样子,提醒我说,在大学里,我是你的手下啊。
哦——我有些印象了,开始端详她,可是,端详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她是我哪个手下。她满脸期待地等着我说出她的身份,看到我仍旧想不起来,撅起嘴巴说,你怎么那么差劲啊,我是学生会文体部的干事啊,跟了你两年,当时搞活动不都是我在写海报么?
记忆的蚕茧终于被拱破。韩洋,你以前是短头发啊,再说,也没这么漂亮啊?
韩洋满面红光的说,我长大了呀。
我把摊位上的产品归置了一下,送到管理处那寄存。韩洋则把刚才我倒翻的盒饭收拾干净。我一边收拾一边无限怅惘地看了一眼那块色泽靓丽的大排。
在会场旁边的一家小饭店,韩洋点了一桌子菜,然后看着我吃。我真是饿了,所以吃的特别没出息,前十分钟,根本顾不上和她说话。
原来是小钟给她打的电话。小钟从校友录里找到了韩洋的线索,小钟对韩洋也只是有些印象,并不熟悉。这个细心仗义的男人,怕我撑不过去,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终于联系上了韩洋。没想到韩洋听到我来的消息,高兴极了。小钟对韩洋说了我的近况,请求韩洋,如果有可能,帮帮我,起码请我吃顿饭,鼓励鼓励我。
韩洋看到我吃的这么狼吞虎咽的,非常伤感。在大学里,我曾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强者,她在我憔悴的脸上寻找着昔日的影子。她给我夹菜,嘱咐我,慢点吃。
吃完饭,韩洋说要先回去请个假,请完假了就回来找我。我回去接着练摊。我的运气有一些好转,昨天在我这里转过的一些小客户开始纷纷回来,我接到了几个小的订单,总值也有个四五千块钱,但都是货到付款的。虽然对我依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起码给了我一些信心,这证明我的产品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三点多钟的时候,韩洋回来了。我对她说你来的太早,我还要忙一会呢。韩洋说,我来帮你卖吧,我以前不就是你的助手么。
有一个杭州本地的俊俏女孩做帮手,我的摊位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有事没事的,都假装饶有兴趣地来看我的洗发水。很多年后,我们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眼球经济,美女经济。在韩洋伶俐的杭州话的攻势下,成交额节节攀升。我忙着收发资料和名片,不时转过头问韩洋,你刚才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她的杭州话。
五点钟收摊的时候,我清点了一下战果,订单数竟然超过了三万块,即便这里面难免有一些水分,而且还都是货到付款,但对我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我对情绪高涨的韩洋说,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好运气,晚上我请你吃饭吧。韩洋爽快地答应,好啊,你这当老板的是该好好犒劳犒劳我这能干的伙计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韩洋竟然在宾馆里替我开了间房。为了让我坦然受用,她告诉我,这个酒店的老总是她爸爸以前的部下,偶尔来朋友时住一下,不用花钱。在卫生间里,韩洋甚至替我准备好了剃须刀。我终于知道她下午做什么去了,心里充满了感动。
洗完澡,刮完胡子,下楼来到大堂。韩洋笑吟吟地迎过来,左右端详着我说,你还是那样,没变。
那个晚上,是我近半年来最放松的一次,我暂时抛开了这些日子压在我身上的所有包袱,我俩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愉快地回忆起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共有的那些快乐的日子。
韩洋比我低两届,她上学又比同龄人早一年,因此小我三岁。但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我说话的时候她就用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闪我,或者是笑,用手遮住嘴,花枝乱颤的那种。
她陪着我在西湖边上走,我们路过了我昨晚一个人坐过的地方,她对我说,这个地方叫做白堤。当地人把这条路叫做爱情之路,谈恋爱的人都会到这里走一走的。我看了一眼昨天的那把柳荫下的长椅,现在正被一对情侣占据,真可谓是物是人非。
卞之琳的名篇《断章》说:
你站在桥头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头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
你却装饰了别人的梦
此时断桥绰约,长柳裹风,夜色袭人,一切都不复是昨日般凄凉的颜色。但那些被我暂时忘却的烦恼顷刻间又扑回胸口,我不觉又暗淡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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