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好，一丁点儿事就会引得我肝火大发。从号子里一出来，房东恨不得天天来催一次，好像我马上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似的。前些天，我虽然腰疼得难受，可我想活动一下，把屋收拾整齐一点。他说我想搬走非要那天交钱不可。我说我不是要搬走，也没钱搬走，看病的钱还没着落呢。如果他看上什么先押什么。他说他一样也看不上，说再不交钱就把我的东西从窗户上丢出去。他这么一说反而把我给搞火了，我说哪个要是敢动我的一点东西，我就把他的脑袋给砸了。他问我：“你是不是想讲横？老子不是小瞧你，怕你还不敢。说了不是骇你小子，老子黑道白道都是通的。”他这么一说，倒是让我醒了瞌睡，我怎么惹得赢他呢？再说我欠他的房租总是理亏。后来我恨不得说了一轮船好话，他才放宽到元旦。你说我哪能在这种时候发火呢？可我就是没忍住。没想到房东一走，肖虹又来看我，还跟金三斗一起来的，好像她一个人来我就会偷偷地把她杀掉似的。你不晓得，如果肖虹一个来的话，她或多或少是要对我表示一些温情的，比如她会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看是不是有点发烧，看我的腰部是不是肿了，或者帮我换一张膏药之类的。我想她也许会这样。假如有别人在场的话，她就要表现得端庄，好像是要对别人说：“你看，我对他实在没感情，但我还是同情他。”金三斗呢，刚很理智地帮你分析啦，找原因啦。所以他们一来我就莫名其妙地有气，可我莫名其妙地说我还是告那些混帐东西的，叫金三斗给我做律师。他只说叫我莫找气怄，他阴一半阳一半地对我说：“还是省几个钱咱们喝酒吧。”
    他就是喜欢跟我反着搞，如果他顺着我的话说：“是要告这些混帐东西，太不是东西了。”哪怕他轻描淡写地骂几句，我也就平气了。可他就是不会安慰人，一个劲地说我不醒事。难道我真的不醒事吗？其实我也是说说气话而已，我哪里有钱争这种闲气呢，这世道我还不明白吗？没想到肖虹接着一句话真的快把我哽死：“我还以为你吃两捧狗屎就会醒事呢，看来你真的没救了。也难怪阿义不帮你，就是会瞎整钱。”
    我一听她说阿义，火就上来了，一气之下连茶杯都摔了。她说：“看，以前还能做样子听几句话，现在连好歹都分不清了。我晓得你讨厌我，我就是要像牛虻一样，不然你就趴下了。你就是这种人。”
    “你跟你娘的苍蝇样，还牛虻呢！”我骂她。
    我真没法跟你说了，我周围有一些人的确就像他妈的一只只牛虻似的，他们总是不停地刺激我，迫使我拼命地向前跑。可是等我真的跑到他们追不上了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后面嗡嗡嘤嘤地乱叫，让你听了心都是烦的。是这样的，等你真的净化成一个人之后，他们又会说你根本就不是个人。倒不是他们会把你看成神仙什么的，而是把你看成个怪物。他们总是说：“麦隐是个怪物，你最好莫缠他。”
    真是这样，我一点也不骗你。老龚就是这样对我的。刚开始，他才拉杆子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有点起色后，他总是踌躇满志地唱那句有名的“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才拉杆子的时候，我就在跟他做。他总是对我说，“麦隐，我就是佩服你的为人和能力，过硬得很。你办事我放心。”听他的口气简直跟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话似的。硬是让你觉得自己的确是遇上了知音。硬是让你觉得如果不端正一颗心地跟他搞，似乎自己就不是好人了。我就是这样想的。
    那时我在做经理──他的经理。反正我自己心中无私，任何邪门歪道也莫想过我这一关。没想到后来我们单位刚有一点起色之后，老龚他自己就想歪心思了。而我呢，习惯成自然，自然成品性，我自己不贪不占，谁也别想把我拉进去，谁也别想在我面前玩花招。他觉得我有点碍事了，总是在背后说些不三不四的怪话：“麦隐这个人呐，的确是有点二杆子味道，成不了大器的。”他和他的帮儿们总是挖空心思地找我的碴子，你说烦不烦。后来我发现他们的真正目的之后，我就决定还是我自己走人最好，免得他赶我走反而丢了面子。
    我是在一个星期五例会时申明我要走的──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走人是必然的。在会上我公开说了我要走的原因，老龚和他的帮儿们面色都有点儿难堪。反正我立马就走人，我也不再想看谁的脸了。那天我说：“记得刚开始时我就对大家说，我自己决不贪一文一厘。我向来对自己说，一个小仔鸡连毛都给我吃了，也不过拳头大小。如果把它养大，鸡生蛋蛋生鸡，成群成片了，我吃一支鸡腿也比小仔鸡强吧！这就是我不贪的原因。并不是我比谁高尚，而是我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本来我希望与在座的齐心协力，把这只雏鸡养大，让它成群，让它生生不息，可我已经力不从心了。这个单位从一无所有，到今天资产百万，我真的没有什么功劳，如果说有的话，但也不大。我唯一说得起话的是，我没多拿我份外的一文一厘。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也厌恶这样的人。”在场的人都知道后面那句话是有所指的。
    最后我说倒是有点舍不得几个穷哥们。当时在坐的人，差不多都有点儿凄凄然。最后那句话我一说完就走出来了，不少职员也一下子出来了，围着我却不知说什么，本来他们就不敢与我多说话了──有一回我出差之后，老龚开会说：“谁要是再跟某些人搅在一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从那以后的确少有人跟“某些人”公开在一起了。不过，只要背着某些人和他的跟班，职员们总是在“某些人”面前骂某些人。我对他们说：“某些人看到你们跟‘某些人’在一起小声说话，人家会不自在的。你们最好心疼一下某些人，要说就大声地说。”  
    真是那么过瘾，有一回有个叫李斌的职员跟我在一起说话，被老龚无意间碰到了，他马上就会故意放大声音说话，那意思好像是说：“你听，我没有悄悄地议论你。”
    那天晚上，职员们要跟我吃最后的晚餐，老龚没参加，有两个是他的帮儿。喝酒正畅快时，我趁酒性想嘲弄他们一下，我说：“你们两个真是他妈的笨猪，上了老龚的当还自以为是，你们以为把我挤走了你们会有多大的好事吧？现在你们紧密合作，等把我挤走了，老龚的敌人就是你们了。我一走你们与老龚的蜜月期就完了。不信走着瞧，弟兄们。”
    你们不要以为我真的多迂腐，我不过是为着大局而忍着罢了。我这个人在最后总是喜欢把话说穿，免得你们以为我真是笨猪。他们有点尴尬，说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后来不到三个月他们相续都走了──关于老龚的鬼事，我以后讲你听吧，现在讲你听了，你会以为我交的都是些龌龊人，说的都是些龌龊事，连一点听的兴趣都没了。再说我前几天刚从号子里出来，心情也不好，会不自觉地将别人的“恶”放大，等我心平气和的时候，如实地讲你听。其实老龚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在外面的名声比我要好。本来我很想讲跟舒莉在一起那些纯净快乐的事，但不得不先说与肖虹那磨人的婚姻，不然你就没法明白我为什么沉迷于对舒莉的向往。
    肖虹呢，对我来说，她更像一只牛虻。开始她嫌我穿着不讲究太随意，一个劲地把我打扮地跟个绅士样。徐三说肖虹喜欢把我搞得跟个婊子样，肖虹就很得意。我问徐三，你是不是跟嫖客一样，有点动心了，她总是擂我一拳头。我好不容易习惯了翩翩风度，肖虹又说我真是跟我妈的婊子样，搞得恭恭正正就是想勾引小姑娘。我真不知道到底哪个跟他妈的婊子样。我敢说后来她烧我的衣服就是出于这种心态。刚结婚她嫌我吃相太虎了，也不喜欢，等我学会了斯文吃饭时，影视上又时兴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她又嫌我不豪气；开始她说她就是喜欢看我不抽烟，斯斯文文地坐那儿画来画去的样子，喜欢我不急不燥不赶时髦的执着劲头，后来她又觉得抽烟才是男人的潇洒，坑蒙拐骗也是男人的本事──她说她是穷怕了。我真没法跟你说了，看来她的确是穷怕了。
　　还有呢，甚至连我受的教育与我所处的现实，也是如此。从读小学时起，老师们就一个劲地说，现在学好本领，将来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话硬是把我们的耳朵灌起了趼，也慢慢渗入了骨髓，形成了信念和品性。可如今，却不知道接什么班，革谁的命了。看我这活得不伦不类的样儿，我他妈的就想革我自己的命。
    的确是这样，刚结婚的时候，肖虹想先在一些小的方面改良我，要革掉我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她认为不好。第一条就是看不惯我吃饭狼吞虎咽的饿狼相。唉，从小我爹爹，我老爸，就是欣赏我气吞山河的吃相，说我像个男子汉。而她老是说：“一看你吃得光光溜溜，就知道是个穷出生的。”我为这句话，当时就将碗砸在桌子上了，两人还打了一架。是的，我每次总是将自己的碗吃得干干净净──真的是一粒米也不剩。我对我女儿也一再要求她吃干净。肖虹却不这样以为，无论她盛一碗还是半碗，还是两颗米，她总是要剩半碗，小半碗，一颗米──反正是要剩一半的──这样才显得贵气，阔出生。久而久之，变成了她的习惯。
    我对粮食的珍惜，决不是读了什么《盘中餐》的古诗才形成的，而是我出身农村，总是觉得每一粒米都是汗水凝结而成的。因而对每一粒粮食都看得很珍贵。再说，我的确是穷出生的，在那很贫困的年代，我的父母常常自己几月不尝米饭，只能吃红薯，而让我们多吃点米食──红薯不易消化。所以我对粮食的珍惜已成了浸入骨髓而又自然而然透出的性情，还怎么改呢？还要她来贬我的穷出生吗？这还不算，连她吃饭看书的恶习，也归结于是她不愿看我饿狼一样的吃相才形成的。你从来没见到我们家吃饭时的那种冷漠。反正各人抱一本书拉倒，只要不喂到鼻孔里就行了。
    她对我的穿衣戴帽干涉就更多了，实际上这也无所谓，穿好一点，人也体面些，走出去也更有精神。但她老是嫌我土气──我一直看不起洋气的人──总觉得那里面掩着一种虚伪。我又不想蒙谁，何必装模作样。肖虹说要我出门要搞得像个人物，不然别人会瞧不起的。而我自己却没这种感觉。反正我不管在什么地方，总是不太注意衣着──只是很随意而已。当然主要还是我没钱穿好衣服。我的收入不高，也没有灰色收入，还要攒点钱以备急时所须──生怕得了什么大病，买房子的事想也还没想。我哪里有钱买什么好衣服呢。其实，无论我穿多差劲的衣着也没有感觉比别人差。倒是一些草包，肚子里尽是粪，只好用衣服包装，臭气还是不住地往外冒。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她买的，我总是舍不得把钱用在衣服上。
    不过，虽然自己不喜欢搞规矩，却喜欢看女人搞得规规矩矩──不过我烦女人穿得太花俏。肖虹平常穿衣服很随意，但很大气，我蛮有点喜欢。但她只要一心血来潮，就把自己搞得公关不像公关，舞女不像舞女，她越老越这样搞。她又喜欢问我：“麦隐，你看如何？”
    我赶紧说：“不错，不错，真是不错。”
    不错他娘的个屁！我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不是虚伪，她一摆出新潮女性的派，我就骇得慌。你要是说不好，她说你懂狗屁，反而把你鄙一顿。我上过几回这样的当了。反正衣服是穿给自己看的，她要这么穿，我只能说“不错”，也算尊重个性自由吧。
    我的朋友中，对我来说最具有牛虻作用的就是金三斗，前些年他觉得我搞发明成不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也会大大地发财。就算有点失败，他也会引用那个有名的《科学的春天》上的句子来鼓励我，让我常常感动得想抱着他哭一回，觉得不搞出点东西出来是对不住人。后来我总算做了几个像样的设计，但就是实施不了。过了几年他也觉得我走的是一条死路，就再三劝我别搞了。好像他怕他进入了高档社会搭边的社会，而我跟着他又自卑似的。只要听到有人说起我，他就又会这样说：“麦隐个驴日的，正经事不晓得做，成天只晓得做梦。”实际上我根本不计较他这样说。我何尝不晓自己是在做梦呢！你不晓得，我麦隐在现实的世界里烦得要死，又有何不能在梦想里寻找一点快乐呢！知道我心境处境的人还不能谅解我，他可能不是个宽厚善良之辈。不过，你们尽管去说好了，但尽量不要当着我的面说，让我清醒了，我会更烦的。
    还有那个阿义，他总是自以为他看问题是很辩证的：“麦隐还是很有点聪明，可惜就是没走上正路。”我他妈的聪明什么呢？肚子都没混饱。我不过是他妈的大笨猪一个，硬是搞不清楚正路在哪儿。有很多次我完全可以跟别人一样在仕途中混出个人样儿，可我他妈的硬是好像怕变成人似的。结果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说来惭愧，也不怪肖虹鄙我，我硬是就怕出去混。
    结婚之后，我狠命地赖着性子搞了两年设计，肖虹担心我会养成吃软饭的毛病，肖虹硬是花费了不少钱财，才将我弄到一个局里做事。我跟老刘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那时我在局办公室里写材料，他觉得蛮是那么回事，就是蛮有发头的样子。他则刚从什么学校混到一个律师事务所搞司法代理，就是拉官司业务。那时我们局正好出了一点小小的混帐事，一个下属工厂委托局里引进一套设备用于扩大生产，局里说他们负责引进可以便宜几十万块钱。其实是局里的几个杂种非要插一杠子不可。除非你在工厂或者什么混账局里混过，不然你是没这方面经验的。引进设备是发财的好机会──我在老龚那儿混时，他从来不要我为这种事操心费神，他说这是挺操心又烦人的事，说我把心事用在搞设计上更值得──局里就从外省，好像是东北吧，弄了一套回来，等装机时才发现是一堆废铁。那个本来还有点红火的工厂甩了几百万后就垮了。我估计我们局里的那几个杂种每人总弄了不少──我只是估计。因为原来工厂里那些傻瓜就跟局里打官司，局里就有模有样地跟外省人打官司。刘老师就是帮那些傻瓜代理的，那时我就天天陪着刘老师在酒店那晕晕乎乎地搞。在那时我就发现他特别能喝酒，我硬是陪不住。这点小小的鬼事扯了几年也没扯清楚。后来就淡忘了。直到这几年那些傻瓜实在没出路了才觉得到市府门口去闹事也许是个办法。他们就是会搞这样的鬼事，这让市长很丢面子，不得不派警察来才把那群穷鬼赶走。不过这鬼事也给我带来了一点好处，是多了个表哥。
    我在那混蛋成堆的地方混了不到一年就烦透了，就想滚蛋。我的事就是写一张张日白聊淡的汉字，就是所谓可行性分析报告。纯粹是日白。明明是一个白丢钱的项目，根本不能上马，但在各方面的开导下，七分析八策划，扯一大堆白，鬼出一个年效益几百万的前景。一般是我先写个初稿，再集中讨论。只要领导热心的事，十有八九能成。你说资金有问题，他说银行方面他去做工作；你说技术条件不够，他说两只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大学生一拎就是一串。哪怕你说一万条理由，他都可以辩过来，反正是要上。每写一个这种玩艺儿之后，我就莫名其妙烦得要死，好像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好几天怕见人。
    不过我倒是练就了这么一种本领，随便一个项目，你说不行，我可以说出一百种行的道理；你说行，我可以说出一万种不行的理由。不信我们打赌，输的绝对是你。
    我在那儿混了一年多，才发现其中的道道儿。一般投资上百万的项目，他们最热心。先出去考察，引进技术就要整掉二三十万。一般的规律是有一半落进他们的腰包里。谁负责买设备是要经过一番人事较量的。总的来说，负责筹建工厂的人在工厂建起来之前就先发了。反正经我搞过可行性分析的项目，十有八九建成之日就是关门之时。后来金三斗很服我对经济情报的分析，准得很。其实很简单，我拿着一些统计资料，首先就是挤出其中的水份，就跟Ｈ城菜场的平菇差不多，你还以为它多鲜嫩呢，尽是水，你不挤就该你上当。我在那个局里做了那么多混帐事，虽然最后没一个人指责过我、怀疑过我的能力，但我总觉得我他妈的是个应该判终生监禁的人。不过，最好是判终生禁笔──我已经养成了拿起笔就写假话的良好习惯，这是做秘书的基本功夫──我还想自由自在地逛街，看看街上漂亮的女人，尝尝街边刚出锅还在冒热气的烤饼。
    局里对我还有点儿器重，我不仅懂多方面的工程技术，而且还是一支笔杆子。说实话，搞可行性报告还不是最烦，反正事情有多种可能，能人可以把差项目办好，屁人可以将好事情搞砸。关我什么屁事呢？我的责任就是尽量把文字写得优美一点。
    我最烦的是写发言稿，做这种事你得把自己藏起来，一会儿模仿局长的口气发号召，一会儿又模仿书记的口气畅谈大好形势，变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中国的语言也是有点扯蛋，同样是那几个字，标点符号不同，意思竟然完全不同。比如有一回，我们单位开一个创建精神文明的动员会，我为书记写了一个讲话稿，其中有一段说要制止赌博之风的漫延，正好有一个反问句，句末没用“吗”字的反问句──我喜欢用这样的语式──“我们就要一直这样赌下去，把我们的事业都押上去？”可恨的是那个问号竟然只能放在这句话的末尾。本来我们书记就是看一个字念一个字的，看一字念一字也没多大的错，可偏偏他也是一个反麻将战士，情绪激昂，一激昂反而念得很通顺了。他把这个反句话念成肯定句──“我们就要一直这样赌下去，把我们的事业都押上去！”一句话念完了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下面也哈哈大笑起来。过后他问我：“你个小狗日的，咋不把问号放在前面呢？害得老子丢人。”
    我真拿他没办法，不管多么有才气的文章，从他嘴里出来，都变得没味了。这还不算，他们大概是习惯了八股文，或者习惯上一任秘书的搞法，文章开头总是要说一列火车那么长却又堂而皇之的废话，半天不能进入主题。“麦隐，你的文章深刻有气势，就是开头还是太简单了。”
    还有一回，我们副局长要我写一个发展纲要之类的玩艺儿。写好之后我自己很满意──我是说文字本身，与内容无关，那是日白的──我递上去了，副局长硬是要在开头加一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之类的废话。我知道争了也没用，反而得罪人，只得说,“好，好！这一段加上之后，整个文章才变得有眉有眼了， 还是局长老练呐。”好他娘的个大狗屁，简直是画蛇添足，纯粹是新八股。看来我也会拍马屁，而且拍得不显山不露水。你以为我真想拍，我是在给自己找个台阶好下驴。
    我们局系统本来没有一家企业在赚钱，可他们就是热衷于上新项目，我就不停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也晓得，我忍得心里烦，实在一天也不想上班了。后来我干脆弄了一张肝炎的假条子拿到局里，然后在家里养病──装病。正好他们也怕我传染。我养了半年后干脆就不去了。
    为这事，肖虹非常恼我的火，别人做梦也想都想不到的好事，我却不想干。惹得我好长时间像个孙子样的，在家伺候老婆。但我愿意，至少我可以不装腔作势像个人物似的去骗人了。我知道自己是那种成不了气候的人──我也不想什么气候，我就想做点小生意拉倒。
    那时我摆了个水果摊──其实是流动着卖。每天大概可赚十多块钱。这是94年冬至95年春的事。我在这小生意时，也常去帮她看店子，或帮她拢一拢账。等我了解她的真相之后，让我骇一跳。我每天风吹日晒才弄十来块钱，而她随便丢的也不止一两百，我心里极不平衡。要么我来管店子，要么这夫妻就别做了。可她硬是不让我管店子，后来竟然连店子也不准我去了。她说：“一个大男人，坑蒙拐骗，哪里不是钱。我不要你做这些事，服装店是我个人的事。”她这么气我，还真把我给气住了。
    真他妈混帐说法，她的事咋与我无关呢？我还没进化到这一步。如果我在家种地，难道也分你的我的地吗？我的思想是有点传统，还没进化到婚姻财产独立这个层面上来。我老是把她的就看成是我的，我的也就是她的──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现在似乎很流行婚姻财产独立的搞法，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在把婚姻往死路上引。至少是把爱情往死路上引。也许我是酸葡萄心理吧。
    我说我还是想帮她把店子管理好。肖虹老是骂我，说我纯粹是穷疯了，想做官想疯了，一个大男人，坑蒙拐骗，哪样不来钱，怎么偏要跟自己老婆过不去。真想做老板凭本事去捞。实在借不到钱就找个工厂去混吧。反正你喜欢搞设计，反正你在机关搞不好，只能在工厂里穷混。可她哪里知道我的确在工厂上班上怕了，的确是穷怕了，我不敢再进工厂了。我怕哪一天工厂再关闭，把我做人的信念都破产了。我真是鬼迷心窍，就是想把服装店搞得红火些。我的牛脾气你也晓得，我非要搞不可，不然我什么也不做。我的脾气是很倔的。这里面有个原因你不知道，肖虹的手艺是一流好的，管理却是一流的糟。肖虹有个习性我倒是蛮喜欢，做出来的服装只要顾客穿出风采，比赚钱本身还令她舒畅。一件衣服要是别人穿着不理想，就是付钱拿走了，她也几天不畅快。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取长补短的。可她就是烦我管她，她骂我：“你怎么跟你妈的共产党样呢？管天管地就是不管自己。真有本事把自己的嘴糊住就行了。”
    听她这么说，我是又要笑又要怄，从前倒是有国军污蔑共军共产共妻， 没想到她那天竟然诬蔑我是共产党。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这么混帐的人。我敢拿个鱼头火锅跟任何人打赌──正好我想喝点热汤，我已有好几天没吃热食了──她的确是有点混帐，随便你怎么看我也不像个共产党嘛。我就骂她：“你才跟你妈的共产党样，我是被你搞得共产共妻了。”其实她也不够资格做共产党。虽然她是有点混帐。
    “这个店，就七八个人，管谁呢？是没过足官瘾吧？有本事就出去捞个真的。”
    “不是要管谁，而建立一套工作秩序，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你自己。”
    她那个在市委院子里头做事的朋友，见她手艺做得很好，为人也不错，就说投资让肖虹办个服装厂。还说她不仅要在经济上走在前头，在政治上也要争取进步，不然就是有钱也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现在组织上对要求进步的私营企业家是积极吸收的，要是在单位上反而不好搞。她这么一说，肖虹的心又热了两天，还提了一套西服出去了。这事被我打破了，或者她不提那套西服出去，我也不会多管闲事。说不定有了组织她真的变好了呢？可我太注重眼前了。我还对她那位朋友说：“你要是想肖虹早些坐牢杀头的话，完全可以这样做。绝对要不了几天，钱到哪里去了连她都不知道。到时候连你也觉得是该杀。”肖虹说我搅了她的好事，坏了她的前途，说跟我这种男人，一辈子也没出头之日。那次差点就跟我离了。我哪是不准她求进步呢？难道我还怕自己家里有钱有势有地位不成？我是说不能投资给她办什么工厂，我是怕把我投进了鳏寡老人的行列。我岳父说我也太不像个男人了，我们离婚就是在他老人家的默认下顺利进行的。
    肖虹还有一点让我更受不了，生意好的时候，只要哪天口袋里装两千块钱的营业款之后，她似乎就成了有钱的大王，好像口袋装不下去了，就会放松几天；一碰到生意淡的季节，她更没信心坐在店子，就像被判了二十年刑──与其熬上头，不如先快活几天再说──她唯一可以逃避的地方只有茶馆。等债务人追急了，就想办法借更高利息的新债来填上。这样她又可以轻松到下次还债的时候。每回被债主逼一回，她就觉得好不容易攒的几个钱又泡了汤，刚鼓起来的信心又飞了。这时候她最有理由骂我不为她操心。我他妈的就是不想为她操一分钱的心，我就盼望她早日破产。
    她店子现金账最他妈的糊涂，上面满写着“师傅拿”、“徐三拿”。钱是由她徒弟收的，谁要用钱找她徒弟拿就行了，然后她徒弟就在本子上记个“某某拿”就行了。别人常取笑她，外国有个加拿大，肖虹是个大家拿。
    亲朋好友找她做一两件衣服，十有三四是不要钱的，要收也顶多收个本钱──她不好意思说价钱。即使以前你不认得她，一两回又成了熟人，又不好意思了。当然还是要象征性地收一点的──她的人缘好十有八九是这样产生的。而我呢，偏偏就想把她的朋友全都得罪光。搞得她的朋友们反感我，她更反感我。她说：“我都是靠朋友凑合的。”不错，人们都觉得一个女人家撑这个摊子很不容易，加上她人又好，心又善，因而帮她贷款，帮她减免各种费用，然后她再免费给他们做衣服。就这么循环着。我就是想打破她种循环。她从来没想过她在这种循环中所受的屈辱和损失。她从来不相信世俗的友情是利益的平衡。她跟──那些人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哪一回不是因为利益的冲突而闹僵，哪一回不是因为她作利益的让步而和好。可她从来不相信这一点，她宁肯拿着利益去换所谓的友情。我他妈的就是讨厌这种友情，我跟地龙，跟金三斗那么点狗咬狗的友情虽说不值钱，也比她与某些人之间强一百倍。
    我真没法说她，她就是那种有钱胡闹无钱做正事的人。八月份时，来了一张欠税罚款通知单，我一看几乎气晕死了。本来只欠几百块钱的税，可是加上滞纳金，加上罚金，一起有两千多块。她已经有两三个月没缴税了。她总是说跟同行比把她定的太高了，而且有一家从来不纳税，因为那一家人恨不得全在市府市党部里头混得有头有面。因而她也比着别人，拖着不缴。我说如果真的把她定高了，就去把具体情况说明。可她既不缴钱也不去说明。结果等来了这张罚款通知单。这种情况对她来说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搞不懂她，真的搞不懂。我跟她说了不下一万遍，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比不得别人，抗不过的。她又不是不知道，Ｈ市官方工厂没有半家在赚钱，那混帐老天爷也没给农民多长几层皮，实在经不起他们剥，唯一只有在街上刮。不括你这种小虾米又刮谁呢？再说那个什么混帐条例也是扯他妈的蛋，罚款单上写着根据第几十几条之规定──第几十几条之规定是根据情节轻重罚款一百至两万元──真是他妈的一根无限弹力的橡皮筋。可她呢，每回总是抗一段时间之后，又低三下四的跟别人说一大堆好话，送几件衣服，再撮一顿，最后以少罚点了事。每逢这种时候，她就恨我不争气，混得无权无势，让她没靠山。她总是在这种时候，把那股怨恨之气，没头没脑地出在我身上，把我骂得一钱不值。我硬是连还嘴的理由也没有，这时我总是让她把怨气出够。其实我不仅想骂人，而且就想坐在大街上嚎啕大哭一场。真的，我多羡慕那些邪子，能够坐在、Ｈ城市府大门口哭啊，说啊，笑啊。无论别人笑也好，同情也好，至少自己舒了一口气。而我呢？就是怄死，也只能闷在心里。前些年，她挂靠在市委一个部门下，从来没有纳税交费的习惯。只是向这个部门象征性的交一点，逢年过节再进些贡，就完了。可她觉得有些屈，就没挂靠了。这样一来多如牛毛的税费就来了，还不如挂靠，她又后悔了。她还老是怪我喜欢跟这混帐世道较劲，其实她才真的喜欢较劲。我明知道较不过就躲开了。可这回她真犯了倔脾气，说话又不紧嘴，不晓得得罪了哪个婊子，一张传票下来，差一点被拘留了。还是舅倌出面说不少好话才免了。事后又费了几百块钱请他们撮了一顿才算保了个面子。这回她算是更不当事了。
    真的，这世上，让我心疼的人莫过于她，最烦的人也是她，最厌恶的人也是她。我可不是跟你矫情做作地说什么台词。她的善，她的恶习──不说了，说多了我自己都觉得无聊。如果我跟她只是一个朋友，我觉得她是天底下第一好人，我会以有此朋友而欣慰一生。而作为她的家人，我却被她搞得烦得跟他妈的叫驴子样。
    看透这一点后，我失望透了，连她店子看都不想看一眼。一看就忍不住想说几句想管一下，我烦她，她更烦我。真是这样，我只要一看到，简直是一想到肖虹手里拿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兄弟们借的、岳父支助的、朋友借的、银行贷的──有不少还是我担保的──瞎搞时，我就能气昏，我恨不得把她杀了去卖肉，只可惜她太瘦了。刚开始筹办时，我老家的弟兄，她娘家都说服装是个旱涝保收的好行当，能帮的都帮了。当然在乡村的兄弟们还指望我这在城里混的弟兄日后帮他们一把。没想想到弄到今天他们都血本无归了。最惨的还是我那老丈人，为帮女儿女婿，凭着老面子贷了几万块钱，如今逼得他连家不敢回了，成天以练法轮功为名，装疯卖傻。我不知道后来法轮功不准练了，他老人家又是怎么推脱的。只听别人说他躲到外地做小生意去了。唉，老人家晚年的安宁就这么被我们给卖了，想来就让人心痛不已。我只要一想到她拿着这上十万元的资本，仨钱不当俩钱地瞎整，心里就疼，心中的烦恼就无边无际。为这个店子我们动用了一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连我现在都没借钱的地方了──老账就没还。我在社会透烦了这种人，没曾想，躲到家里来有人更胜一筹。
    不过她运作钱的本领跟那些杂种们完全一样，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到的。说白了就一句话──拆东墙补西墙，十个坛子九个盖。反正生意本身仅仅是个道具，是不赚钱的──赚钱也被她整完了──在转盖子的过程中就沾了一身油，你反而觉得她确实辛苦死了，你看到的那些杂种是怎样搞的，她就是怎样混的。我真奇怪她又没在工厂里混过，怎么学得这么种完美的手法，我真不明白。也许是从她老子那里学的吧，鬼晓得。我对你说过，他爸爸是做过什么经理的，也许是耳闻目睹吧。
    混社会，我可以不谈感情，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顶多落个“二杆子”的臭名声。在家里把事管得紧了，她却烦死我──我恼火她，她就说我原来根本就不爱她，连她的一点弱点也不能接受。我说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她是那种对钱对事，甚至对自己都散漫惯了的人，她不可能遵守任何秩序，与我们Ｈ城常见的那些很艺术的艺术家，还有少数革命干部差不多。我没法用任何方法来约束她。有时就想揍死她。其实也不怪她，一个人，只要心中有爱，他就是不自由的。反之亦然。责任是外界强加给他的，他可以摆脱，但他无法摆脱他的心灵。
    我这个人的确是有些混帐。我当时心里对她恨得发痒，她有个朋友常常借钱给她，她的确想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总是借钱给肖虹，我竟然就莫名其妙地连她也有点恨。这还不算，我还当着她的面，不指名的这样说：“借钱给肖虹的人都瞎了眼睛。”
    没想到她对这话很记恨，并还告诉了肖虹，让我们搞得更僵了。其实我并不是骂她，也不是我狼心狗肺。我是在说肖虹，当今世道难得有人助你一臂之力，既然有人帮你，你就应该珍惜别人对你的信任，而不应该仨钱不当俩钱地瞎整。这件事也成了肖虹要跟我离婚的把柄，她说：“屙几把屎给狗子吃了，它还守门呢。真没见过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混帐东西。”
    我连反驳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真是气得我不行了。我常常这样被她气得不行。气得不行也得忍着，忍成了习惯她觉得我怕她，我也觉得我是怕她。别人都说我是个怕老婆的男人。怕老婆的男人是有点跟个怨妇样──就跟很多在老爷们面前的婆娘差不多。
    肖虹的确说我像个怨妇一样，她不止一次这样说。我也认为是这样，我的确跟他妈的怨妇样，我算是彻底完蛋了。十年前的凌云壮志都烟消云散了，变得如此琐碎，不是个怨妇又是什么呢？我真不知道是谁把我变成这个鬼样子的。
    我对肖虹说了不下一万遍，我们能够依靠的唯有自己，不可能指望任何人。我们可以支配的社会资源很少，除了把这个店子做好，别无出路。不要指望我去白手套狼，也不要指望我的那些狗屁发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运。我们俩只有把这个店子盘好才是出路。我们的时代将越来越变得以钱来说一切，以资本来控制一切。未来的世界将遵从马太效应，造就通吃天下的胜者。我们将目睹胜者合理合法地吃人，很文明地吃人，谁也没办法──这是我们无法排遣的无奈和哀伤，除非你的确想被人碾在脚下──这样的话我对她说了恨不得有一万遍，都不好意思再说了。说多了你们都会认为我的确是个靠女人吃软饭的家伙，是个没本事的男人，是在找理由为自己的没本事、吃软饭开脱。
    大道理不行，我就说小道理，就是哄。我说你老公在单位上了这些年班，除了被别人赞为“直爽”以外，就是一个纯粹的无产者，一失业日子就混得这么不伦不类了；你老公也算是个有才学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拥有社会资源，什么理想也被人嘲笑为做梦，你不心疼吗？你老公多想挣钱使你过得好一点，给你买衣服，买首饰──我还没给她买过黄金之类的玩艺儿。你老公──不说了，反正还有些话很肉麻。一句话，希望她珍惜自己拥有的资本──仅是资本的使用权，好好地做生意，让我们一家不过贫困的日子。
    如果她实在不想做生意，实在羡慕那些闲太太们的活法，那就把那点家当让我来经营。我在工厂公司都做过，只要是我直接管理的车间部门，成绩都是一流的。就这么怪，人们总以为我迂腐，其实只是我对于美好的东西更执着一点，在做事方面我比任何一个老大粗更灵敏，更细心，更大胆。任何工厂，只要是我熟悉的行业，只呆一个月我就可以使你的设备更节能，更高效，可以为你搞出领先同行的新产品，因为我是个喜欢实干长于思考的发明人。
    我很看重我们仅有的那点家当，特别是我失业以后，我有种很重的危机感。这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资本化，越来越弱肉强食，一切非功利的东西都变得一文不值。假如我跟我大哥一样，混个一官半职，也随时可以转化成资本，可我除这装满浆糊的木瓜脑袋，就两手空空。我怕再这样下去只有垫底的份。如果继续在工厂混下去，贫困、穷苦将伴我终生。我一生的梦想，一生的追求和抱负都会付之东流。想到这些我就后怕，也就绝了再到工厂混的念头。再说，我也不甘心自己的才智去造就一个个暴发户，让他们反过来更加嘲笑我的迂腐，使他们有更多的钱来让我的知识贬值。肖虹说我有病，当然不会体谅我这种心境，只是一味地骂我懒，说我不想做事。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完全就是个废人，做人都低人一等，所以总是把家务事摸得干干净净。我觉得总不能老是这样白白地把粮食变成大粪。没想到肖虹更加看不起我了：“一个大男人，完全没有男人的味了，我看透了，你是不会再有出息的了。”
    这么好挣钱的家庭产业她弄得竟然不赚钱，而寄希望于我。我的确想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我对空手套白狼的事没有信心，只好寄希望于幻想。我真的什么事也不想做了，水果也不想卖了，又回到发明的梦想里去了。那段时间我特别烦，甚至连发明也只是装在脑子里的构想，连把它用文字用图纸绘出来的热情都没有，更不用说动手去做实验。整日里就是躺在河堤上，开始几天还带一两本书看，后来书也不带了，就躺在河堤上看大河奔流，看黄昏落日。你可能说我真是潇洒啊。我潇洒个屁，据说晋有阮籍，途穷而哭，哭泣而返，而我走的是一条不知为什么而且没有尽头的路，想哭而不敢哭，想返而无处返。我走的是一条既无出口又无归途的绝路。
    以前肖虹认为我只是有点神经质，后来她老是说我跟他妈的怨妇样，那天她竟然说我神经是有点问题了。金三斗叫我去把腰看一下，而肖虹说：“我看他的脑袋比腰病得更厉害。”金三斗走的时候，我叫他去给我找一些医学书来。我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她又领我大哥来，说要我到小镇去过元旦，再休养些日子，说事情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动身。大哥叫跟他来的人帮我收拾东西，我问他要把我的东西搬到哪儿去。他说叫我别管，他自有安排。我怕他把东西搬到肖虹那儿去，因为我怕一反一复的。再说我也不想回她那儿去。我忍着疼痛，挣扎着起来，把那几个人拦住了，大哥训我起来。我狠狠地顶了他一句：“您给我少拿腔拿调的，我烦！”
    肖虹在一旁说：“你看我没说错吧，我说他就这样，烦天烦地的，跟哪个都搞不拢的，你们还不信！”
    大哥一听就火起来了：“你还烦？！你看你还像个人吗？”
    他一恼火，我比他的火气还大：“我根本就不想做他妈的什么人了！”
    我们吵起来了，外面围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他对那些人大声吼道：
    “邪子有什么好看的！”
    “你才是他妈的邪子呢！”我又对他大声吼道。我就哭起来了。我就坐在那儿泪流满面，无声地哭了几分钟。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骂，愣了一下就气呼呼地走。肖虹还坐在那儿抽烟，她说大哥是一心一意地为我好，没想到我是狗咬吕洞宾。我没理她，等了一会儿我叫她也走，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她不走，竟说叫我莫想不开。我有点儿好笑，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放心走吧，我要死也不会死在这屋里让你们收尸的，大河又没盖盖子。”我硬是想不通，这些人硬是就觉得我有神经病。我对我大哥本来就有点窝火，我前一段时间想找他借点钱做生意，他有时说怕我又拿着钱去搞什么试验，有时又说我要学会白手起家。现在他在一旁说风凉话，我听了当然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