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回到小屋里就不知所措，想着等了一两天不见阿义的人影心里就安定不下来。电视看不进去，书更看不进去。小屋里虽然冷冷清清，临街的窗却把外面的喧闹漏进来，让人听着心烦，想事情心情又不集中，只好躺在床上扯过被子蒙头睡觉。五月的天很有点热的，一会儿就蒙出了一身汗。不像现在，我本想听一下外面新年的热闹气氛，却不敢打开窗户，冰刀一样的北风会让我这不争气的腰变成豆腐渣的。现在我只能焐在被子里。那天却是好运气，正好我不想蒙被子时地龙来了，他一来就说，图书馆的期货公司原来是刘老师引几个广东人来开的。他说他是今天才知道的。他这么一说，突然间我想到那个假表哥刘老师，说不定他能帮我一回。我倒不一定真的指望他会借钱给我，而是他历来以关心我的面目出现，总是对我的事说三道四。这回我就让他真的关心一下我，不然他就没理由再对我胡说八道了。
    我叫地龙在屋里坐一会儿，我下去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看他在不在家。电话是他老婆接的，说他不在家。我想起他可能是在他的“马仔”那儿──那个女人我早就认识。好像是什么棉纺织厂的，可能是棉纺厂，也许是麻纺厂吧。鬼晓得那么清楚，反正她们厂里经常一聚就是几百人到政府门口去堵门。说是一年多没发工资了。前一段时间，不晓得怎么把矛盾搞激化了，他们把市府大门堵了一整天，晚上时警察出动了，把一条街都戒严了，用铐子套了几个叫得凶的，其余的用几辆大车强行装走了。他在城南租了一套小居室给她在住。他到底是怎么发迹的我并不太清楚，反正很杂，只要是投点机能搞钱的事他都有兴趣。不过我知道他一直在兼做律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假律师，实际上是给律师拉打官司的业务，他老是嫌律师分给他的钱太少。为这他在我面前常发牢骚，好像我就是那混帐律师。金三斗老是瞧不起他，不过他也瞧不起金三斗，金三斗也做过几天律师。说起来真过瘾，我从号子里放出来后，想告他们把无故地关了一二十天，金三斗说我是神经病，不准我做傻事，老刘却一个劲地说他可以帮我搞，说要他们赔个三五千不成问题。我说我可没有钱让他赚，他说事情包他身上，搞成了再说。
    前几年他做过传销，也许在这上面他是大大地发了一笔财。不过，这时他已经收手了。去年他就要我帮他搞期货，我一直以为期货在Ｈ城是搞这起来的，没人会上当的。没想到他真的搞起来了，上当的人还真不少。肖虹虽然有点爱好赌牌，幸好没沾上期货，Ｈ城有不少人玩期货玩得倾家荡产。我原来一直以为设在图书馆四楼上的期货公司是广东人在做，没想到有他的份。。
    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多少钱了，那几年糊的几个钱做了一幢楼房。他常常从信用社他的一个哥儿们手里低息贷出来，再加点息放出去。不过后来他老是对别人说他在做什么什么工程，实际上那不过是妆面子的话。以前在在龚之常那儿做时，就用了一个假房产证，通过他转手给老龚贷了上十万的款。两分两的息。他们吃了大概一分多的息。他在这方面路子蛮广。
    不过，向他借钱不是不可能，我只是想他帮我担保向银行贷个三五千块钱，开个小吃店之类的。他以前老是在我面前说他是很够哥们义气的，有难处就直说好了。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找他借钱。
    我到他那儿之后，差点儿就不敢进去了。唉，以前他约我跟他一块儿搞，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推掉了──前几年约我跟他做传销，我当时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硬是不搞──没钱的时候又后悔。我这个人饿死也活该──真的──只能在幻想里饿死。我真是有点贱，没钱的时候又厚着脸皮找他借，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我伸手准备按门铃之前想起这些，竟不敢找他了。我犹豫了一会才打他的手机，他问我有什么事，我没在电话里说借钱的事，只说有点事想跟他聊聊。他说叫我过去。到那儿后我想了好一会儿才按门铃──我闭着眼睛按的。隔了总有一分钟，才有个女人来开的门。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姑娘。我很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为好，比如是不是该称呼表嫂之类的。我把他拉到一边故意问，“未来的表嫂吧？”他说，“球！马仔。”
    进去之后，绕了半天弯子才转到我要说的事情上面来。他老是说现在不是做生意的年头了，管得太紧。他一个劲地说些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话。他说讲学问他可能只有给我做书僮的份；论混社会，我给他添脚指丫都不配。我拼命地说，“你在哪方面都比我要强多了。”我在他面前一般是不与他争长论短的。一来他大一点儿，二来有点儿钱，我有什么不服他的呢。但他又有什么让我服的呢。我们算是打个平手。
    说到借钱的事，他直接了当把我鄙了一顿，“兄弟，以前好搞有时候叫你跟我搞，你怕钱咬手。现在才晓得锅是铁做的吧？”
    我装出对他一万个佩服的样子，“是呀，人是铁饭是钢，没钱心就慌。那时我真该听你的话才是。”
    “迟了！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了。”
    “我只想赚点小钱度日子，这日子过得揪心。”
    “兄弟，不是我说你，你不是赚钱的料。想赚钱起码要把自个涂成灰黑色，跟社会搞成一片。我是把你当弟兄，才这么跟你说。我晓得你看不起我。”
    “没有的事，表哥，我对人佩服着呢！”
    “我的钱怎么来的你也晓得，不容易。你又没什么抵押，到时候你还不上，我能割你的耳朵，还是能剁你的手？你是晓得的，心不狠是做不成这生意的。你看你，连个家也没了，我能拿你怎么办呢？再说那一头都是哥们，别人是拿着饭碗，拿着脑袋在赌。我能开玩笑？”
    “表哥，我现在只想做点小生意，先糊嘴再说。”
    “小生意，糊嘴？”
    “是的，正是的，我再也不搞设计了。”
    “起早摸黑，蛮辛苦的。唉，你呀，自己把自己废了。”
    “表哥，以你的说法，我只有按老路走下去喽。”
    “你以为你是什么爱迪生不成？早就该丢一边去。轮到现在混不下去了，才想起来做小生意糊嘴！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为难。你还是去找你老婆吧。我是两头为难。不然她要怪我的。我说你呀，真想不穿，老婆那方面糊着点，在外面捞足了钱，怎么玩还不由你？弄个小姑娘玩玩也就知足了，没想到你竟当了真。真是想不穿。”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喊叫“表哥”，清甜得要死。我的嘴都快喊起了趼。唉，我真有点贱，以前从来没叫他什么表哥，真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尿都不尿他”。但我还想他能帮我一把，只是一个劲地说，“表哥，我以前是有点混帐。以后是得多跟你学着点。”
    再后来我发现，我就是把自己说得跟狗屎样一文不值，也是没有用的。才悻悻然从那里出来。走在路上我想，这也好，免得他个混帐东西以后又在我跟前说什么哥们义气之类的屁话。我是想起老刘心里就有气，以前他总是说我完全是肖虹给惯坏了的，要对我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出去挣钱。尤其他做传销时，总是隔两天来一回，他对肖虹说我，“给他指的阳关道他不走，偏要过他的独木桥。谁能救他呢？”
    肖虹也这样鄙我，“你看你表哥，人家并没读多少书，混得多好，你纯粹是被些废纸塞住了心窍。你要跟他好好地学几招。”她说我不行，这我一千个承认，一万个服气，但拿我跟这些混帐男人比，我心里是不舒服的。她竟要我跟他学几招。唉，我没法跟你说他，我跟他学喝酒差不多。他简直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造粪机──我服他能吃能喝，我就是再生一百次也赶不上他。他一次能甩掉八瓶啤酒。实际上我他娘的才是真正的造粪机，遗憾的是性能不好──我有胃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我不能不承认，他比我强多了。他养活了他老婆孩子，还能让别人“傍”。我呢，连自己都没混饱。
    以前我还在搞他娘的发明的时候，他就极力主张肖虹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他说，“麦隐完全是凭自己的小聪明，拿起钱不当数，纯粹是在瞎搞。”他对肖虹说如果再不对我采取措施，“他麦隐完了，你肖虹也完了，你们这个家也完了。”
    肖虹也不止一次问，“你的那些破玩艺儿到底有没有价值，没有用就趁早歇手。你不要老是拿个画饼给我看，我都快成老太婆了，你还要把我糊弄到几时呢？”
   我对她说，对我的事不要过于抱太大的期望， 我只是想把它搞出一个结果来──无论成败都是结果。不过我的确坚信我的设计都是很价值的，我是说以前，现在我才明白它狗屁不值──我们的时代不需要梦想。我总算明白，我走的是一条不归路，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明白又怎样呢？我跟老龚一样，犯了同样的毛病──喜新厌旧。他说他一年不感受两三个新女人，就觉得活得乏味。我要是一年没有一两个新课题让我磨脑筋，就会生闲气。我曾天真地想，总有一天我会像颜孟秋和他的颜氏燃烧器一样，名利双收。时候我总是带着图纸，样品或照片到处游说。真像个疯子。不少人这么说我的，“麦隐跟他妈的疯子样，真有本事的人会混得跟叫花子样么？少缠他为好。”我的确已经不好意思开口向任何人说借钱的事了。我常常搞出了样品，却连出门游说的路费都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肖虹还给了一些钱让我做试验，她每次总问我搞得怎么样了，我总是说，“快了，快了。”其实，我知道我的一些设计不是我们家里那点钱可以对付的，后来总是在预算的开支内完成不了。这样搞几次之后，她也就没信心了。
    说了不怕你笑，那时我的事，就是一天两餐饭，我就能从买菜的钱中扣几个作零用──买铅笔啦、图纸啦、打印材料啦──在我们家搭伙的雇员都说我烧的菜越来越不好吃了──肖虹倒无所谓，反正她很少在家里吃。后来我不管多么紧张，不管多么投入地做试验，可一到烧饭的时间，我硬是形成条件反射一样跑回去做饭。因为我不做饭，就不会去买菜，就没有省一点伙食费的机会了，就连这点零用钱都没有了。
    我总是用很多功夫游说投资人。如果一个项目本来要用十万的开发费，我就说大概要用两三万，因为“十万”这个数字会把所有的人都骇晕过去。我只想拿个初步的、粗糙的东西，让他有点感觉然后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因为我说的是“大概”，他拿我也无可奈何。我的很多经费就是这么“大概”来的。
    为了筹集经费，我总是把想象中好的东西说成已经完成的。我的名声就臭在这方面。有一次，我设计了一种琥珀木平开门窗，就是用那些派不上大用场的软木，什么白杨、泡洞、橡胶木、杨树、马尾松，放在没有聚合的单体里浸泡──就像泡在水里一样。浸透之后拿出来进行热处理，使单体聚合，就像把纸浸在蜡烛里一样，就成了琥珀木。色彩可以任意调节。这样处理之后，木材变得又硬又光滑，木质纹路清楚灿烂、色泽自然天成，绝对不需要用假模假样的油漆包装，真是像琥珀一样。一派纯真一派自然，你即使身居都市也会因看到它而联想起那高高白杨，那青翠的松林。这种材料耐腐蚀又防火，越磨越光滑。把这种材料做成平开窗──就是像铝合金型材一样。应该是很不错的项目。
    我找到一个搞木材加工的小老板，把他说动了，做一些小样，一切性能都可以，就是成本比预算的要很高一点，他说这么高的成本市场接爱不了的。我说试验是这样的，我们再试验找到低成本生产的配方，但他再也不肯增加一分钱了，并一再说我一开始就想蒙他，而且害苦了他，还要我赔他一半的钱。老天爷！这么好的发明和创业机遇，他竟不敢再往前走半步，反而说我骗了他。虽然这个构想的最后结果没有拿出来，即使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个设计。唉，没人会体味一个发明人的苦恼，一个好的发明，总是因为没有经费长期悬而不决，挂在心上，做什么事也不安心。
    到95年我被发明拖得债务累累时，的确厌自己了，我甚至反感别人对我讲新发明的话题。我情愿别人说我是好吃懒做的混混，也不想听别人说我是什么发明家。
    可那年春夏之交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半老头找到我，要我想办法为他解决一个难言之隐。原来他因患直肠癌切除了肛门。生活之不便和难堪是可想而知的。他对我说：“我想好点活下去，但没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没有人愿意靠近我。我知道别人嫌我脏，其实我不脏；你看我的手，都是洗了又洗的。我实在太闷了。听说你是个发明家，你怎么拿我做试验都行，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我的心硬是颤抖了一下。一是我也有痔疮，可我一直没当回事，能忍就忍过去了。听说养痔如养虎，易引发直肠癌，可我的钱总是安排不过来，就一直没去看医生。看到他，我就有种兔死狐悲的苍凉感，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被割掉屁眼子呢？再说，我作为一个发明人，常常走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孤境，为了一个设计，耗尽资财后，没人帮你，没人理你，人们都不敢靠近你，好像你的迷梦也会传给他似的。他怕你开口说借钱的事，怕你一生一世也还不起。还有些人就是觉得我只有经过挨饿受冻之后，才知道锅是铁做的。我相信这世上很少有人切身体味这种孤寂的心境。但我可以想象他的寂寞孤苦。可惜我不懂医学，无力为他想出任何办法。但他对一个科学人的信赖却鼓励了我，我将这件事写信对一些在医学上有成就的人，甚至对一些搞生物的都讲过。为这事，我至今不能释怀──也许他还坚韧地活着，还在等待有人拿他去做试验。
    真的，一些人老是说我尽是在做梦，而不做正经事。 我对此承认一半否定一半。谁知道我这颗心是怎样的苦衷呢！我认识的很多发明人除了觉得发明可能使自己发点财以外，更多的是这种心情──让天下人生活的更方便更舒适；让劳动者更安全更省力；让孩子们更快乐更健康；让机器更节能更高效。至少我是在这种心情下做设计的。
    有一次我回老家休假时，种田的父老乡亲们说，“听说你是个搞设计的，我们种田好累呀，插秧机是有了，如果有机器拔秧就好了。”我发现插秧机有了，就是拔秧被忽视了。这就促使我想设计出一种既方便又实用的拔秧机。就这一句话，让我费了好几年的心思。我前后做了几次修改，第一代几乎有四五百公斤，也很复杂，到第四代时仅有一二十公斤了，异常简单。就是由机架加一个有漏孔的铲板和一个惯性激振器组成。它的工作原理是拔秧机的随拖拉机前行，边铲边振，泥土漏下而秧苗被振动输出，不断秧不漏秧。它实际上就是工业振动输出筛分机械的变形。做出来后，人们说并没有什么巧的。可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简单，我费了几万块钱，和几年的心思。但没给我带来任何实惠，连我的投资也没收回。就是因为简单，有个厂家说不值五万块钱。我虽然费尽心思找了很多厂家，却无人愿意出钱。真的，我是欲哭无泪。97年后开始推广抛秧法种植水稻，我的设计就这样被技术进步而无情地淘汰了。我一面为自己心酸不已，一面欣慰无比。因为那个发明“抛秧法”的人，终于让农人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前一段时间，我没钱吃饭了，就把那堆废铁卖了。我这人是有点败家子性格，以前为了做试验，我连家具都卖过。肖虹很瞧不起我这一点。其实她不明白我只是想拼出来。
    我忍不住想讲我的一个发明，你一辈子也不会相信，我竟然在读大学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立誓要找到一种耗能低、工艺简单的方法来分离混合气体──十多年前仅是个志向，现在我已经有了眉目。我想抛开深冻分离法，抛开分子筛和变压吸附──哦，这都是些令人感到枯燥的专业术语，那我就尽量说得诗意一点。我给自己这个难题，是一种挑战自然的心态。面对研究对象，与游历那些山川一样，我甚至觉得科学之美比自然之美更能让人沉醉，更能激起人的征服欲，让人更能体味征服的壮美和痛快。这是比游历山川更高级的享受。我就想走到绝壁处回头说：
    “喂，这边悬崖太陡，此路不通。你们到那边去看看吧！”
    我就是想一生做这种走到悬崖边而回头对后来者这样说的人──不然就有人走冤枉路，还免得有人猛冲而掉下去，不让人掉下悬崖去。也许我也应该是一个成功者，我成功地发现此路不通。
    为了找到新的分离气体法，大学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用，除了原来学的机械学，又广泛学习了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物理化学──总之一切最前沿的科学，甚至包括纯属方法论认识论哲学方面的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分离空气了。这是座没有路的高山，甚至这座山并不是锁在雾里看不清，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用了几年时间，又觉得并不存在什么险峰。只是在别人早已插上路标和做好踏步的山上练了几回脚力，但这远远满足不了我那想登险峰而观奇景的好奇心。
    到94年时，我已经不可能弄到任何钱再投入任何设计了，因而把气体分离的课题也不想了。我想做一些不需要太大资金投入的软科学研究，这时开始热衷于生物的全息问题──这是一个公知的话题。我一直觉得不仅生物有全息性，自然的、社会的、无机的，都遵循全息律。甚至可以说全息律是宇宙的大规律。用这个观点看人性、观世变，析物理、测万物，无不随心所欲。可以压缩万年为瞬间，拉伸微秒成永恒；以原子观宇宙，以古世看现代，以自然观社会，以金石看生命，以鱼虫度人类，以已知推未知，以父母观子女。一切的一切，生命的、社会的，一切悲欢离合，成败荣辱，都是必然中的偶然。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河，浪花是美丽的，也是偶然的，东流归海是早已注定的。我甚至想给天文学家们写封信，不要枉费心机找什么宇宙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有边界，这与自然辩证说的宇宙是无边无际的相矛盾。其实宇宙并没有中心，或者说有无数个中心，就像一大锅沸腾的稀粥，此消彼长。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全息观了，很早就知道以一管而窥全豹的道理。老庄可算是全息学祖宗。那时我常与朋友们讨论社会的全息性。
    有一天地龙问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应什么自然规律。我说“人以群分”就对应“物以类聚”。他又问在什么前提下社会的人才会明显分群而聚，我说是“振动”，也就是社会动荡。就像筛子振动而筛分物体一样，一切物质都会因谐振群聚。我说了这句话以后，突然想到我思索了十多年的气体分离问题。我突然想到，假如对空气中的氮气和氧气，用两束激振频率不同的激振波，比如激光或特超声，其频率分别与氮气分子和氧气分子的固有频率相同，让它们形成两个谐振区，两个谐振区仅有一个虚拟的界面，一个处于动态平衡的界面。在每一个谐振区内，其中一种分子是谐振分子而其他分子一定是非谐振分子。谐振区相对于谐振分子而言是低能位区或陷阱，而相对于非谐振分子而言则是高能位区或跳台。因此在跳台上的气体分子自动向低能位的陷阱里陷落，从而被富集在谐振区。当时我硬是喜疯了，这是个有巨大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技术思想。可用于室内富氧换气，窑炉的富氧燃烧，制氨工业富氮空气，水煤气分离──反正太广泛了。尤其对于原子能工业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分离可能是一条崭新的路。可惜我再也没有钱去验证了。连到省城查资料的费用也没有──H图书馆除了几本时兴的乱杂志少有科技书，你也最好别跟Ｈ城的人说这事，他们会说你尽在做梦。再说Ｈ城除了麻将高手不少之外，还真没几人懂这类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这一设想的正确性。
    那时我是思如涌泉。我对肖虹说，不是我不想过平凡的生活，只是在我的智力最活跃的这几年，我不想埋没了自己。Ｈ城每年有一万人有资格做局长，可是十年也难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发明人。我的确这么自信。我对她说再过几年我有钱了好好的回报她，她说我是妄自尊大的井底之蛙。她说就算真是那样，“晓得你又成了哪个女人的，过几年你的发明也失效了。”她说她倒真希望我混一个局长，实实在在地生活，而不想我成为什么发明家，成天生活在梦想里。我对她说，就像她说的，我这人思想太幼稚太偏激，甚至有点神经质，一点也不中庸，混不了仕途的，天生没那个命。而她说我哪个命也没有，只有做叫花子的命，只有死路一条。她也不想为我牺牲自己的幸福──她说等我成功了她已经老了，晓得我发迹了是不是她的。不幸被她言中了，我的心情就像一个鸦片鬼一样，每完成一项设计，都感受一种洗涤心肺的畅快，并充满希望。每次一个发明因缴不起保护费而弃权时，犹如失去儿子一样痛苦和失望。
    我从刘老师那儿回来，地龙还在我的小屋里，他焐在床上了。他问我战果如何，我没理他。他说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要我跟他搞个情报服务部。我问他有没有别的好听的说，我烦他说了一万年就是没动一回。他问我想听什么。我说我有点累，想早点睡觉。就睡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朦胧中只听他说明天有要事给我说。
    第二天，我不知道是出门还是不出门。出门又怕阿义来了遇不着，呆在屋里又烦闷不过。阿义真不是他妈的人物，你不求他的时候，他恨不得天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他恨不得钱多得出不了门，“以后资金上的问题包在我身上。”以前我还在老龚那儿混时心里就着了这个指望。总觉得有个在银行里混的朋友就是好。没想到事到临头，让我们等了三四天，他竟不敢露面了。这天我在小屋里时进时出，或者在小街口转一会儿，每隔一会儿就会觉得阿义很可能在下一个一小时内不期而至。挨到晚上也没见他的鬼影。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心绪刚安定下来，地龙又来了。我问他昨晚说的重要事情是什么事，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要拉我出去散心，他拉我去城南大众舞厅去跳舞。他说我的确是压抑得太久，需要调节调节。他说这里都是“寂寞的人儿”。我们去了之后，他用两块钱买了两张票，又买了两个口香糖，递了一个给我，说这个东西用得着。他是用那种很暧昧的口气对我说的。
    这是一个大棚舞厅，中间吊着一个旋转灯，四周围着一圈塑料霓虹灯，忽明忽暗地闪着。音响放出很大的声音，尽是些流行舞曲。大厅的气味与牲畜交易所的气味很好一点。中间跳的人就像抢食的鸭子一样挤着。四周坐的人更多，我等了他妈的大半个小时连一个座位也找不到。人实在太多，有不少是城郊来的来的农民，有人恨不得还穿着解放鞋。我怎么也看不出这些舞男舞女有什么寂寞的样子。因为我不会跳舞，只能干站在那里，觉得很没味。直到中场  有一二十分钟是跳黑灯舞的时间，我竟抢了两个空位，屁股坐一个，把鞋脱了，用脚踏了一个──我才懒得讲他娘的什么文明呢。来这地方的人，心态还不如茶坊酒肆文明。黑灯舞的曲子很柔和缠绵，对于有舞伴的人来说，是一种温馨的感觉，而对独坐的人来说，完全是另一种感受：凄迷哀怨。无论是那种感受，反正是能让人沉醉。
    舞曲没结束灯就突然亮了，几对不晓是没经验，还是忘了神的家伙，嘴上还死死地啃着搂在一起。地龙说舞厅管灯的家伙老喜欢搞这样的鬼事。舞曲一结束地龙来给我介绍一个舞伴，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放开点！”他不这么说还好，他这样一说，我突然产生一种恶感。我觉得他在暗示我想做什么都随便我，似乎是在嫖妓而不是跳舞。我说我不会跳舞，我指着我身边的一个空位叫她坐下。她一坐下就问我是不是常来。她完全是没话找话，我又不会跳怎么会常来呢。她问我是不是在教书，我假装很吃惊地样子，“你怎么看人这么准呢？”她问我是一中的老师还是师范的老师，我说叫她猜，她说一看就知道我是师范的老师，一中的老师肯定没时间出来玩。我问她是干嘛的。她说叫我猜，我说我就是不会猜谜。她一个劲地要我猜。我就专门往不着边际的地方扯，说她可能是播音员，可能是市委办公室的，一定是──反正我说了一大堆根本不可能的地方。她兴奋得很，“你真这么看我啊。”我说她的气质说明她就是那种人。反正怎么肉麻她都听得高兴。
    又坐了一会儿，舞厅里响起了一种节律很慢的舞曲，她说这是慢四，很好跳的，她带我跳，我还是说不会。其实慢四我会跳。她拉我去跳了一会儿，舞曲又变了。这回我是真的不会跳了，我叫她找别的舞伴去跳。她说还是坐一会吧。两人干坐又没话，正好一个男人请她，她就下舞池了。我一个人干坐在那儿很无聊，跟地龙招呼都没打就走出来了。
    本来他说要找个“寂寞的人儿”给我的，说实话，如果没听他说那句话，或者他不是用那种口气和表情，也许我会自欺欺人，先跟她跳上一曲，以后的事就随缘了。不过，如果你听他这么暗示以后，你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与嫖妓没有两样，也许你比我跑得还快还彻底──因为我走出来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有点后悔，还对那缠绵的舞曲有些留恋，甚至又想再进去，老是想象那里面似乎是个很温柔很温柔的小屋。尤其刚才那个丰满的女人很温柔地来到我面前的神情，老是在我眼前晃动。特别她的胸脯，硬是让我有些燥动的情绪。不过我想到流行杂志的广告，马上就索然无味了。我怀疑她是用那种方法做出来的假人──她的胸脯太高了。不过我还是有点喜欢看，我发现我还比不上年轻时有定力，硬是就想摸她一把，甚至想把她带到我的小屋来。我走在路上老是想，我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从前那个纯洁的我到哪里去了呢？
    大概我从舞厅出来没多久，地龙就出来了，因为我到屋时他也追来了。一见面就问我是不是看不上。我没理他。我反问他是不是早已用过了。他说我他妈的没良心。我又问他这么晚还来干吗，他对我说，明天带个女人来见面。我叫他不要瞎闹，他说这回是规规矩矩地，一点也不胡来，完全符合我给出的条件。说那女人的前夫是个款儿──也就是那种跟我大哥有点类似的杂种，给了她一二十万才脱糊。我真不明白这杂种在哪儿弄这多钱。地龙又帮我把屋里收拾了一遍，把一些不入眼的东西全塞到床空里去了。
    地龙就是热心于给我介绍女朋友，他叫我不要太清高了，找一个富婆结婚算了。这样用她的钱好好地做一点事业，也算对得起自己。有了钱什么理想也能实现，他老是说像我这样穷混是没有盼头的，会埋没自己的──那天他正的反的说了一大堆，好像我找个富婆就能成为什么伟人似的。我叫他少放点屁，我要睡觉了。我就假装做脱衣服上床的样子。他说我是要早点睡，明天约会精神也好一点。他说着就走了，他走到门外还说了一句，“明天上午你莫又溜了。”我说我明天还要等阿义，他说跟那女人搞成了还等阿义打鬼？说那女人有的就是钱。其实我他妈的就是怕有钱的女人。
    地龙就这样，对别人的事绝对比对自己的事要热心。我硬是忍不住想讲点他的事给你听。自从我来到Ｈ城，就听说了这个人，直到我失业了，成了混混才真的认识他，并成了朋友──以前所谓的高档朋友我都丢了──前几天大哥就说我交的朋友尽是些低档人，说要带我结识些高档人。我说叫他免了，物以类聚吧。我那时只喜欢跟混混混在一起。真见他妈的鬼，现在我怎么跟谁也混不到一起了。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因为这里是Ｈ城斯文混混集聚的地方。我们不可能像公款儿、私款儿们那样在酒楼在夜总会阔混。更讨厌那些土流子在街上鬼混。只有这里最好，既不要门票，也无须烟──正好不准抽烟，非常适合我们穷混的水平和口味。
    Ｈ城的图书馆和别处是不同的──我说的是最近几年。以前的情况是这样：那时一楼有两个大厅，南厅是阅报厅，北厅是期刊阅读厅，中间的走道直上二楼。二楼是科技厅和普读厅，中间是采编室。三楼是办公室和书库。三楼的书库原有不少禁书──我在哪儿都跟图书管理员混得熟，我真有这本事。因此我常到书库里去翻书，没想到这儿禁书还真不少呢。那个丑鄙的柏杨就被关在这里。他的确活该，他让人看了心里就沉痛，想起来就没心思痛快地吃喝玩乐。他完全是故意不想让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快乐舒心地过日子。这还了得？不关他才怪呢。这两年我再去看时却没了。原来大家都知道禁书是不能看的，堆在那儿占地方划不来，就处理给纸厂了。书库里的好书就搬到阅览厅将就地挤在那儿了，反正读者也不多。书库就成了宿舍。四楼是会议室。所不同的是前两年来了个新馆长，很具有开拓精神，他把南厅租给别人开了个酒店，后来又成了黄金屋；北厅开始租给一个人开了录像厅，闹哄哄的，是蛮烦人。后来读者反映强烈，就让录像厅停了，又租给搞电脑的了。一楼与二楼合并了。四楼租给气功大师办了个生命科学学校──也就是招收气功徒儿，晚上兼做舞厅──后来又租给别人在搞个信息公司，也就是期货公司。也就是老刘引几个广东人来搞的──不过他从来不承认。听说现在广东骗子已经跑了。我才从号子里出来，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亲眼目睹了Ｈ城图书馆的变化：这里的气氛越来越热闹了。职员越来越老了。书越来陈旧了。阅览厅越来越小了。馆长的车是越来越亮了。读者越来越稀了。书越来越少了──我反正好书借了就不还的坏毛病，而且也顺带过几本，也就是偷。后来借阅证也丢了，还是照常来，书是不借的──这里的书我感兴趣的都读完了。再说也没有什么新书，科技书十有八九是七八十年代的。后来增加了不少港台言情武侠书，借书的人才多了点。
　　地龙与我一样喜欢呆在科技厅，他并不看什么书，仅是翻几张报纸就躺在桌子上睡了，涎水常把报纸打湿一片──他说这里是打瞌睡的好地方，很清静。管理员叫他不要在这儿睡瞌睡，影响不好，他说他是“躺在这儿考虑点问题”。真拿他没办法。
    “地龙”其实是他的诨名。记得有一回，他对别人自我介绍时说：“鄙人陈潜龙者，乃藏而不露，蓄势待发之意也。在政府里头混。”那时他的确混得还不错，是个“国家干部”──他对别人介绍自己时，很可能把他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漏掉，但绝不会忘记说“我在政府里头混”。他只会说“混”，因为他觉得“政府里头”已经蛮骇人了，说“混”而不说干，会冲淡一些骇人的味道，能与我们这些不在“政府里头”混的人贴近一点。我倒不觉得在“政府里头”混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我一直没搞清他说的是市政府还是城关镇政府。
    “也就是躲着不敢出来的意思，跟蛐蟮一样。干脆叫地龙还明了些。”这是馆长说的。我们一致附和说蛐蟮是个好东西，下饮黄泉上食碧土，吃的是土屙的是肥，把僵土变成一片沃野。虽然看着恶心，却是一味良药。这与他太有可比性了。“地龙”的发明人后来倒是没再这么叫过他──馆长跟他毕竟不是一个档次。而我们却把他叫开了，因而他的真名反而知道的人不多。
    馆长是个成天板着面孔的家伙──至少他对我们很少笑过。只要他一来到阅览室，我们就感到不自在。倒不是我怕他什么的。我他妈的才不怕谁呢，而是觉得跟他笑纯粹是无味的事，但不笑又不好。有时他早已走过去，而我还是保持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儿僵在那里，有时我甚至要把自己使劲地打一巴掌，再揉一会儿才能恢复常态。馆长有时也似笑非笑地跟我们打招呼，我都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叫人很不自在。只有地龙在这儿的时候，我才可以开心地笑几声。反正被取笑的不是自己。
    馆长大概是为了解除我们的不自在，或者他是为了活跃空气什么的。也许是显示他的幽默吧。他一进来只要看到地龙躺在那儿，就会说，“我晓得你老婆一寄钱回来，你晚上就不会在家里睡。昨晚一夜没睡吧?”这时阅览室里就笑声一片。 地龙总是跟没听见似的。有的读者就接着问，“听说你老婆每月寄千把块钱回来，够用么? ”这时他总是一边翻着报纸一边用余光瞟别人一眼，“大丈夫岂能靠女人过日子。那是她给她儿子的抚养费。”“反正大儿子小儿子一起抚养嘛。”我操他妈，有些人硬是把肚子都笑破了。地龙这才把文件夹一拿就走了。接着还要笑一阵阅览室才会平静下来。
    我也常呆在这儿，可不敢得罪馆长。倒不是怕他把我们赶出去，而是他这人有种舆论中心的作用。他就对老龚说过，说我们是一群不得成器的废物──这是老龚又对金三斗说了，金三斗又对我说的。他们鄙我们的时候，绝不会说自己怎么认为，而是说“真是跟某人说的一样”。龚之常是这样，金三斗也是这样，好像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似的。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任何一个“成器”的人，都会去享受权力和金钱的快乐，而不会在这儿闻故纸堆的霉味。所以我们想尽量给他一个好印象，让他给我们一个好的评价。
    比如一年一度搞成绩汇报时，他总是叫管理员拿一些表让读者填。比如你在哪儿发表了什么论文；你在什么地方搞成了什么研究，最好把在何处得过什么奖也写上。当然最要紧的还是要把参考了本馆什么资料写清楚。馆长这时候和气得要死，硬是让你自己觉得好像不写就对不住他似的。我一般随便写一两点拉倒。地龙硬是一写就一大堆，还把证书复印件也附上去。这时馆长总是说，“看不出呢，老陈还真是个人才！”地龙可以为这句话兴奋半个月。半个月还是少说的。与女人听别人奉承她漂亮，就会高兴大半天是一样的道理。他好像一年到头就为这句话似的。
    有几次──反正不止一次，我看到他裁下报纸上技术转让之类的广告。有时用钢笔尖死劲地划，有时就用涎水沾湿之后轻轻地拿掉。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这么令人恶心的事。反正他总要在报纸上留下一个空洞或者缺口。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抄或者去复印。他并不解释什么，只是说好玩而已。我说他这种搞法太龌龊，害得我老是想知道他裁走了什么秘密。让人硬是搞不明白他的动机，我从来没见他做过或者准备做什么生意。也许他仅仅只有裁广告那会儿才沉浸在梦想发财的快乐中。他这种搞法曾被发现过一两回，他辩解说是怕这种假广告害更多的人，彻底清除为好。后来倒是没见他再裁过报纸，但他总是条件反射似的，见到这种东西就想把它枪毙。他干脆用笔打上一大个“×”，有时还配上字，如“注意上当”“假的”“夸张”等等。我硬是怀疑他有神经病。反正我是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就像别人说我一样。
    图书馆坐久了，资料他也攒了一大堆，对经济技术情报方面也有一些研究。他总是喜欢对偶尔来查资料的人介绍这项目，推荐那技术。别人反问他，“这么好你怎么不搞呢？”他只好哑口。我也这样疑问，他怎么一说起别人的事那么有劲，头头是道，自己却不动呢？
    他一直说要搞个技术情报服务所，可只要你问他准备得如何了，他要么说“时机不成熟”，要么说他还需要“充电”。我老是笑他说，充到一定程度就要放电，不然是会烧死的。前两年，我说希望他尽快搞起来，我也好靠他推销我的发明。他又说还不是时候，说现在经济太萧条，没什么人要新技术的，再等两年，到了经济恢复时再搞，容易起步些。两年过去了，我又问他怎么还不搞，他说等中国入关之后，大环境变了就好搞了。去年他又说等他把病养好了再说。五月份时我又听他说“等我把家庭问题处理好再说”──他是指离婚的事。我真搞不懂，也不知道他还要等到何年何月。可是一说到我事，他总是有一万种理由指责我。尤其他与金三斗合起来指责我时，跟唱戏似的。我最烦这一点。
    前几年他完全是一副坐机关的派头。那时他的毛料牙签呢西服还很笔挺，深蓝色的。永久自行车也是新的，面色也比现在红润得多。那时他总是这样一副派头：左手的小指钩着一个带环的不锈钢保温杯，右边胳肢窝夹着一个黑色真皮公文包──总是这样。熟悉他的人也是很礼节地打招乎：
    “上班?”
    “上班！”他毫不含糊地回答。
    “上班”是指他到图书馆去坐，而不是指他更早以前“在政府里头混”。图书馆开门他就来了，快到下班时，他也常常帮助把报纸杂志放整齐，然后再走，因此管理员也不烦他。总的来说，完全是一副上班的搞法。
    现在他还是到图书馆去“上班”，只是不锈钢杯换成了塑料杯，而且是挂在手腕上了。黑色真皮公文包也换成了透明塑料夹。那件西服的肩上、背后，还有驳头和前襟都脱成灰色了。不过洗得还挺干净。春秋时穿上它还有种智者的淡泊气象，但到了冬季却不行了──他得在里面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毛线衣──他实在没有别的体面的外套了。他看到自己这不伦不类的装束也觉得很不自在，因此看上去不是那么有精神。只有到了夏天时，他那两件Ｔ恤衫还能衬出他的飘逸。反正他有点儿瘦。
    老龚对我说了不下十遍，说我跟地龙走在一起，连他都觉得寒酸。叫我少与这种低档人来往。但我就是忍不住想跟他混在一块，因为我觉得跟地龙在一起，要比跟老龚呆在一起自在一百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自己就是个低档人吧。但是人们还是那样与他打招呼，似乎话中多了点淡淡的讥讽：
    “上班?”
    “养病。”
    好像是没以前那么有力气了──应该是没那么自豪了。我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病，也许他心理有点病态。可他只能这样说，不然他面对不了别人──更主要的是面对不了自己。“等病好了再说”成了他的常用语。他说他的病硬是有点莫名其妙，医生硬是看不出啥名堂，就是没力气。他说吃药是没有用的，看气功效果如何。因此他就常到图书馆四楼去──我已经讲过，那儿白天是个什么生命科学学校，主要是招收学气功的徒弟，晚上是舞厅。他就确有其实地养起病来了。一半时间放在阅览室，一半时间放在气功学校，晚上就在舞厅里泡着。我们都嘲笑他这是懒病，是在装病混时间。他死也不认帐，他说他的确是有病，而且病得不浅。他强调说他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很少跟别人谈起自己的事，尤其内心深处的。他觉得人们除了嘲笑他之外，不会理解他。其实连我也是，总是忍不住想讽刺他几句。不过，他对我还是说了一些事。他说他老婆在深圳做那种事──他可不是说得这么文雅。他很平淡地对我说，“她在深圳卖bi。”他说这句话时没有气愤，没有鄙薄，也没有什么不自在。他有时还说“她的生意还不错”之类的。这种平淡似乎更使听的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痛楚。他说他老婆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会被她迷住的。”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酒时他讲了他的婚姻，甚至比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感人。的确是这样，他讲得眼睛都有些潮湿了。他是城关人，父母算是有些脸面的革命干部，非常反对他找一个乡村姑娘。更在于他父母认为她太漂亮而没有内涵，终究会害了他们的儿子。没想到这话不幸被言中。老婆到深圳去之后，他硬是不放心，因为她太漂亮了。他自以为他那张电大行政管理的文凭还蛮当回事，就停薪留职下海了。没想到他除了会坐办公室写官文，别的什么也不会，因而四处碰壁，仅仅就是帮他老婆洗了几个月衣服。他老婆收入高得让他发抖。他说他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在深圳他是麻木的，直到回来才想到要离婚。可说了这些年也没真离。他说的时候眼睛都湿了──他说他只是为他的妈妈而心酸，倒不是对那个女人有什么不舍。她每月寄千把块钱回来，有时更多。他说她是想用钱来赎自己的良心。他没动过她的一分钱，也不准儿子用。他觉得是一种屈辱──尤其她寄钱回来的时候。取钱的手续都是他母亲办的。他只想逃避。“别人总以为我在吃她卖bi的钱。”这是他对我说的。
    他还没回来就遇上机关裁人，他成了当然的裁员对象。裁员时发给他的钱，就在这边等边看的几年中耗尽了。第一年的前半年，他总是说，“我准备投资办个公司。”他简直像天大的富翁，成天拉我们在这个餐馆策划，在那个酒店论证。物色这个小妞做秘书，敲定那个女士做公关。后来盘子敲定了，他又犹豫不决。以前的策划费算是丢了，再来策划。可是毕竟没几个钱了，顶多只能在家里策划。我们叫他忍住点，也让我们多策划几回。可他还是老样子，用他的话说，“这几个小钱当什么。等我摸到赚大钱的路子，财喜要来使门板都挡不住。”我离婚以后，他的钱也完了，就常在我这儿打牙祭。
    去年我劝他还是找点营生。他说跟别人混不如自己搞，等病好了就搞个策划公司，现在就是养病。我说他的病永远没法好，他说快好了。我劝他好了也不要搞什么技术情报，世上没有无本生利的好事，空口嚼白是弄不到钱的。他说他的头脑中装有百万──这是他的口头禅。今年我叫他跟我一起在街上摆地摊，日后再图发展。他说他还没落到摆地摊的水平，“我也是堂堂国家干部。”那口气还有点自豪，好像他天生就是从别人身上刮油的人。他警告我不要把“味”混丢了。他说在街上摆地摊是绝对丢面子的事。他还特别告诉我，“蒋介石就是做了总统，人们还忘不了他在上海滩做混混的事。”好像我以后也会做他妈的什么总统似的。我对他说，“我这辈子大概是做不了他娘的什么总统了，人们是不会计较我摆地摊的。”
    反正他现在除了在图书馆上班，就是在我这儿日白。他硬是就不明白我多烦他。我怕他形成在我这儿“上班”的习惯。实际上人与任何低等动物一样，都是容易形成条件反射性习惯的。譬如肖虹只要兜里有几个钱，不自觉地就走到茶馆去了。我呢，只要跟肖虹在一起就想，反正她弄几个小钱把日子糊过来就行，就不自觉地沉浸到梦幻般的构思中去了。老龚他一兴奋就不自觉地上夜总会去了。这些都是条件反射性在起作用。当然这都是要有条件因素的，地龙的条件因素就是“现在我是得好好地计划计划了”和“麦隐现在恰好没事”，还有就是“让麦隐从反面参考参考也好”──我从来就没有好言语给他。真不是我臆想，他绝对是自觉不自觉地走来的。我是说他一边想就一边走进来了──到底计划什么他都没想。每次我问他来有什么事，他总是说，“我们来好好计划计划。”反正我是拿他没办法的。
    不过他对我一直还是挺够义气的。其实他对别人也不坏。他说我的确需要找个女人调节调节，“人饿很了是要出问题的”──他一万个相信阴阳平衡之说。我说我并不饿，只是心里空。他说我纯粹是温情主义害的。我真没法对他说──你不可能跟他说你需要感情。这是一个不相信爱也不好意思言爱的时代，他说我跟小青年似的很幼稚。想女人就是想女人，不要不好意思。他说这事儿包在他身上，说给我介绍一个搭档。第二天他还真的找来了一个女人。
    其实除了对所谓爱情有那么一丁点儿渴望，我更想有个俗气得要死的家，就是老婆孩子天天搅在一起的那种。所以不喜欢随便找什么女人玩玩。再说玩女人是有钱人一种奢侈的消费──阿义和老龚总是说这是一种消费，而且也这样消费，并打有预算。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我却消费不起，我没有钱。再说我也付不起感情，我怕掏空我的心。再说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我也怕染上什么性病──据说这种跟感冒差不多的病，在Ｈ城要用一百倍的代价才能治好。阿义就得过一回，用了两三千。反正他有的是钱。我时时怕没钱治病而被病毒染成一堆腐肉──我甚至在公共浴池洗澡都怕。在这方面我硬是有点神经衰弱。
    地龙走之后，我想起来找点事做，可又实在没什么事可做。又躺在那儿糊里糊涂地想了大半夜，大概是想累了才睡着。我就是这样的人，心里只要有点事就不容易睡着。我老是在想明天要来的女人到底是哪样的，是不是很丰满，是不是很白。我既怕多瘦的女人，又怕多胖的女人。我老是觉得干瘦的女人跟盐碱地差不多，长不出青翠的东西来。可听老龚说，像我这个样子，是拿不透胖女人的。让我真不晓得该找哪样的女人──本来我是有点喜欢丰满的女人。我是有点怪，很兴奋时想女人，动不动就想到那种红嘴唇大胸脯的洗头妹。如果说想什么人做老婆，倒是想到杨青，甚至肖虹那个叫徐三的朋友这类人倒是不错，她蛮会持家的。每回肖虹不想回去吃饭，要到馆子撮一回时，徐三总是说，“哎哟，几十块钱砍几斤排骨称几斤藕，煨它一锅，一家人要管好几天呢。”我蛮喜欢听她说这句说这话，它让人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温馨。不过，她抠得要死，跟个柴筢子样。我的确不喜欢想到肖虹和舒莉，一想到她们我就烦不过。肖虹说如果我是个好男人，她一定是个好女人。可惜我不是个好男人，所以哪种女人也不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