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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柜上一个个深褐色的玻璃门框，像一把把大铁锁将我囚禁在了求知的历史中。一支文革时期在红卫兵宣传队里用过的缀着红色缨穗的黄色竹笛斜挂在书柜旁边的墙上，它是我收藏的年代最久远的文物，当然，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吹它了。临近窗前的花架上，生长着一棵比普通黄瓜长得多的仙人鞭，上面长满了尖尖的刺，这也是林厚芳从花市买的。我曾经问过林厚芳，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棵容易伤人的家伙，林厚芳说不为什么，只是她喜欢。不过，每当我们做爱达到高潮时，她都会说我朝她身上用力时一点也不客气，说我的下身就像那棵仙人鞭一样让人想爱又怕刺痛。我扭过头朝沙发上方看去，墙上挂着一幅我和妻子秀英三年前补照的巨幅婚纱相，相片上油头粉面的我穿着不合体的黑色马褂，而秀英则打扮得像个老丫环，看上去不伦不类的样子。在林厚芳和我认识之前，它是挂在卧室的，但是，自从我和林厚芳第一次做爱之后，它就被挪到了这里。林厚芳说，她害怕在秀英眼皮底下和我做爱，因为她无法彻底放松自己。在和林厚芳第一次做爱时我就发现，每当林厚芳的目光停留在墙上的婚纱相上时，她那正在扭动的臀部便会放慢了频率，她那高昂的头颅便会无奈地低落下来……现在，婚纱相被挪到了书房里，林厚芳和我做爱时，再也没有了那种无形的压力。在海浪一样翻滚的床上，她可以充分暴露自己，释放自己，奉献自己，向我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她做爱的技巧。当然，这样一来却委屈了离我而去的秀英，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和丈夫的婚纱相会因为另一个女人的存在而被请出了卧室，整天和满满三柜子毫无表情的图书作伴。也许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正大光明的缘故，每次在书房里看到婚纱相上秀英那犀利的目光，我的身上便会有一种被上帝鞭挞的感觉。今天也不例外。因而，我把目光转到了一旁，不再看墙上的婚纱相，不再看墙上我的妻。
我站起身，来到写字台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光标在“我的文档”上点了两下，屏幕出现了几十个文件图标。因为我习惯用WPS2000来处理文字，所以，每个文件名上，都有一个耀眼的红火炬。我毫无目的的让光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在每一个小火炬上划过，在划到最后一个火炬时，我轻轻点了两下鼠标，结果，这个命名为“分析报告”的文件便被打开了。“关于现代家庭性心理活动的分析报告”，心里刚默默念完标题，我就猛然想起一件事。我拉开写字台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叠稿子摆到桌上，这是《关于现代家庭性心理障碍的分析报告》的打印稿，作者的位置上，打印着我的名字：贾世文；成稿日期是2001年9月。其实早在去年年底，我就完成了这篇专著，准备提交到于今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学会年度研讨会上作专题报告，但由于国家对包括我们医科大学在内的大专院校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合并、改组，时间紧，任务重，更主要的是我的职务尚未确定，使我无法静下心来对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一直拖到今年上半年才将它改毕定稿。这篇长约三万字的报告是近十年来我利用报刊杂志和官方的有关统计资料，对内地家庭夫妻之间的生活现状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后写成的，当然重点是对现代家庭中的男女性心理活动进行探讨，揭示健康的性心理活动对稳定现代家庭生活，提高夫妻性生活质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十天前，我把稿子的软盘寄给了全国性学会年度研究会秘书组，以便汇编大会资料。在这之前，我还打印出一套文稿，找一些同事看过，请他们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上个星期一，也就是研究所的同事把文稿还给我那天，正好让在咨询中心实习的宋丽洁看到，她说她想看看我的分析报告，向我学习学习，也好使她的毕业论文更加充实。看到宋丽洁诚恳好学的态度，我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分析报告借给了她看。宋丽洁今年二十三岁，社会心理学98级本科生，明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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