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篇名为《不慎走失的村庄》，文中对植物充满了崇拜,文章中写道：
    我从来不敢轻视植物，尽管它们从不发出声音，也无法行走，终身站立在一个地方，保持固有的姿势。我还是深深敬畏于一株植物蕴于沉默中的力量。
    在万物中，植物的消失似乎最轻易。任何的外力，风雨雷电，金水火土，乃至一个孩子偶尔起性的恶作剧，一只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虫豸，都能伤害一株植物，而不必担心追逐不舍的报复。那些古老的大树，身体上布满创痂，像一只只不倦而沉着的眼睛，安详沉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生命，可以怀揣着如此多的创口，同时回报以如此静穆、安宁的眼神。只有植物！
    现在，我对植物也充满了崇拜，那是一种物以稀为贵的崇拜。
    在进入罗布前最后的村庄，我们已经深深感知着绿的珍贵。1972年，罗布泊蒸发掉了它的最后一滴水。这距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对历史而言是极短的一瞬，这件事对罗布泊来说也不算什么－－这不是第一次，不过对我们来说，荒凉就在眼前，它在我们的脑海中刻骨铭心。
    我们无法想象三十年前水泽丰美的罗布淖尔，但我们现在真切的面对的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谁能想到在这种荒凉里，竟然有人的生存，人们叫做他们为罗布人。
   《回疆通志》中，这样记载了罗布人“不种五谷，不知游牧，以鱼为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卧藉水禽之翼……不能食牲畜之肉，谷黍之食，食即大吐不止。”
　　世代居住在罗布泊周围的罗布人，以渔猎为生。平时生活、劳作都以罗布泊为中心，稍远的地方就是库尔勒，即使这样，也携带着干鱼作干粮而去，罗布人早已与罗布泊共命运了。
　　19世纪后期，当西方人对罗布泊的探察热升温时，罗布人才从他们的笔端出现，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到了前台……
　　于是，人们知道了昆其康伯克、托克塔阿洪、奥尔德克……甚至更多,在我们身边的迪坎儿，就是罗布人的村庄。
    地理专家阎顺说，罗布人种植一种叫做“罗布麻”的植物，用来织造衣物。我以前听说过“罗布麻”这个名词，是给母亲治疗高血压的一种药名，但没想到它是和罗布人穿的衣服还有联系。
    现在才知道，罗布麻又名野麻、泽漆麻、野茶,因多生长在罗布泊、罗布庄地区而定名。据《本草纲目》等古药典记载，罗布麻是野生药用植物。罗布麻具有止咳、平喘和降血压的效用。而作为纺织品，罗布麻纤维细长、柔软、具有光泽、耐湿抗腐，织成的织物有麻的风格、棉的舒适和丝的光泽，是一种极好的纺织原料。据测试，罗布麻制品对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有抑制作用，洗涤30次后，无菌率高于一般织物10至20倍。
    全身是宝的罗布麻，竟然就生长在我现在脚踏的这片土地，罗布淖尔的神秘，愈发让人仰止而观。

    在漆黑的夜里，我努力搜寻关于迪坎儿、关于罗布人的一切记忆，毕竟它现在离我仅仅二十公里之遥，这是一个让我感觉躺在睡袋里也触手可及的距离，我感觉自己此刻就像一个哨兵，苦苦的在家门口守候着这个古老的村庄。
    吃晚餐时地理专家阎顺告诉我们，现在迪坎儿居住叶赫亚沙依木是楼兰人的后裔。我无法突然间将现实和古老的楼兰联系起来。楼兰，那对我来说只是隐隐约约的“楼兰姑娘”的一句句歌词，甚至我将哪些歌词记得也不明晰，但现在它突然就出现在我的身边。
    不管我对自己此次行程的经历多么难以置信，但我对专家的话是深信不疑的，尤其是阎顺专家的话。1992年，正是身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的阎顺，与其他科研人员合作，首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设备测得“亚心”的位置。现在，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年近六十的老人和我们一起颠簸在罗布淖尔，给我们逐渐揭开罗布之谜。
    英国作家约翰海尔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迷失的骆驼》一书中记述，最后一批楼兰人的后裔迁徙到了鄯善县的迪坎村，其中包括吐尔迪阿訇老人。吐尔迪阿訇现已改名为叶赫亚沙依木，因为吐峪沟依玛木认为他原名没有多大意思，1986年便给他改为现名，意为"永远不老，健康长寿"。
    1950年，叶赫亚沙依木家从辛格尔迁到了吐峪沟乡洋赫村，1956年又从洋赫村搬到了辛格尔，在那里生活了五年。1961年，因辛格尔地处军事禁区范围内，叶赫亚沙依木一家又从那里迁到了迪坎尔村，这一次，便是最后的迁徙了。
    楼兰人后裔的迁徙，从楼兰、罗布泊、辛地、辛格尔、迪坎尔，这是一条渐进的线路，水一点点在消失，他们不得不一步步往北迁徙，叶赫亚沙依木的迁徙正是这条线路。
    更为称奇的是，叶赫亚沙依木爷爷的哥哥是曾在1901年为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做向导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
    我在乌鲁木齐的书店采购的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其中有斯文·赫定的大量人物素描，有一张插图正是是他为他的向导阿不都热依木和奥尔得克所绘的。
    关于和阿不都热依木的相遇，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描述：在都拉里村北的一个树林里，我们巧遇从北面辛格尔来的阿不都热依木，他正和他的哥哥带着妹妹到都拉里去，他是整个沙漠中少有的两三个知道六十个泉的猎人之一……我决定雇佣他和他的骆驼。” 
    罗布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居于整个罗布荒原的土著；后者仅指塔里木河的终端湖--罗布泊或喀拉库顺的居民。我身边的迪坎儿村落，应该是罗布荒原的土著居民，但他们也应该是塔里木河的终端罗布泊的居民，只不过顺应物竞天择的发展规律，从塔里木河的终端走到了我身边的迪坎儿。

    罗布人的历史是一部苍白而又厚实的无形书籍。由于没有文字，惟一的载体便是一代代润色的传说和加工再加工的故事。人们无从找到罗布人历史的切入点，只能从一鳞半爪的缝隙间去探寻罗布人的文化积淀。 
    我也是如此，现在虽然离罗布人的村庄近在咫尺，但也只能依靠大量的资料来佐证自己的道听途说了。
    1876年1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在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护卫下，抵达罗布荒原。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一名俄国陆军军官，1839年出生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一个庄园主家庭里。曾五次进入中国西北腹地，两次到到达罗布泊腹地。
    1877年1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前往阿尔金山。此后在罗布泊湖边度过了整个2月和3月的上中旬。我曾经被搜集到手中的资料所迷惑，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资料中并没有罗布泊一词，甚至连罗布淖尔都没有出现，最后我才搞清楚，罗布泊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口里被称作喀拉库顺。
    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从水草丰茂、动物成群的塔里木河下游紊乱的河道前往罗布泊，途中经过了一个个外界人从未涉足过的、更不为人所知的罗布人渔村，当然普先生更不知道这群人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罗布人”。这个渔村的罗布人都归属于一个人----驻扎在阿不旦的伯克,这是维吾尔语，意思是统管、统领之意，是清代塔里木地区的地方长官——昆其康伯克
    普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对阿不旦和那群罗布人的感受：一个守着陈旧的世外桃源、不知谁是皇帝、不关心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世代厮守那片自己的水域、甘愿寂寞而又心安理得的人群，普先生说，阿不旦是一个“与塔里木社会脱节”的社会，一个远古时期的“活化石”。 
    在濒临罗布泊的阿不旦村，普先生受到罗布人的首领昆其康伯克的接待和礼遇。由于昆其康伯克本人驻守在阿不旦，使它成为罗布荒原实际的首府。应该特意指出的是，普先生此行只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他一直处在扎曼伯克的监视下，一切与罗布人的交往，都是通过扎曼伯克进行的。扎曼伯克是窃据喀什噶利亚政柄的阿古柏伯克的亲信。他是亚美尼亚人，出生在俄领中亚的努哈城，精通俄语，对俄国在中亚的作为知之甚详，此人看似无所用心，实则城府极深。当普尔热瓦尔斯基问他是什么民族时，他竟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回答：“我是十字骑士的后裔”。以至普先生竟在致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建议到其出生地去作一番调查。一开始，扎曼伯克禁止当地居民与探险队交谈，后来处熟了，才给了他们一定的自由。这样，普尔热瓦尔斯基得以周历罗布泊，并走访了罗布人的村落。
    正是借助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报道，世人才首次获悉有关罗布人与昆其康家族的信息。但普尔热瓦尔斯基称罗布人是他所见的最野蛮的部族。他说：贫穷而又软弱的罗布人在精神上也是贫困的。他们所理解和想象的整个世界就局限在四周环境的狭小框子里。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智力不超过所需要的范围：捕鱼、捉鸭，再加上其它一些生活琐事。

    二十年后，昆其康伯克已年过八旬，在自己的领地阿不旦，他又接待了另一个欧洲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普尔热瓦尔斯基相比，赫定更具人情味，对罗布人的历史和命运也有更大的兴趣。
    我对斯文·赫定是比较熟悉的的。
    在乌鲁木齐，我几乎买全了关于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的一切书籍，其中包括我已经通读了两遍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在罗布泊的八天，我感受着斯文·赫定的八年历程。
    1865年斯文.赫定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父亲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终生都对他的探险事业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19世纪的后半期，正处在所谓“世界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中。受时代风习的影响，赫定自幼就酷爱阅读有关探险的书籍，尤其是喜好探险家的传记。
　　1880年4月24日，斯德哥尔摩倾城出动，欢迎打通了北冰洋东北航线的瑞典极地考察船“菲加”号返港。就在这天，欢迎人群中的15岁少年斯文·赫定为自己选择了充满冒险、发现和荣誉的生活道路。那时他酷爱画画，在他为《海底两万里》作的插图和试画的北极、南极探险考察连环画中，寄托了自己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渴望。
　　1885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刚刚高中毕业的赫定，向中亚探险之路踏出了第一步。那时瑞典的工业巨子诺贝尔(即设立“诺贝尔奖金”的诺贝尔)在俄国开发中亚的大油库。而远在异乡的瑞典油田总工程师要找一个家庭教师，为随自己在巴库生活的儿子补习功课。赫定应邀前往，时间是半年。就这样，先是俄领中亚、波斯(即今伊朗)，他一步步走向“亚洲的腹地”。
　　1890年12月，他随一支驮队由俄国的东部小城奥希进人中国西部的重镇喀什噶尔。那时他只是把喀什噶尔当做自己此行的极西折返点，在1891年1月就整装东返了。在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中国、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塔里木和喀什噶尔如此密切地结合到一起。
    在走出罗布泊之后，我在喀什噶尔无意间发现了斯文·赫定的另一本著作《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所记叙的，是斯文·赫定率队勘探考察旅行的详细过程。考察队从北京启程，经今日之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过阿拉善、途经额济纳入星星峡而进入新疆、循哈密、吐鲁番一线到达乌鲁木齐和南疆，再由哈密出新疆，经河西走廊回到西安而告结束。
    这条路线竟然与马胜利、李玉辉和程功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路线出奇的相似，如果再加上《北京晚报》程功和我一年前从西安到乌市的行程，将完全是一条在“赫定第二”的线路。现代条件下走这一趟也极不容易，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1893年10月16日，由瑞典国王和诺贝尔的资助，斯文·赫定再次来中亚进行探险考察。重点是塔里木地区。其全程为10498公里，历时近三年七个月。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西部。他首先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曾数次试图登上“冰山之父”——慕士塔格，但并未成功。

    从罗布淖尔出来以后，我和斯文·赫定一样来到“冰山之父”慕士塔格，一样的在山峰下徘徊许久，当在帕米尔高原上我和塔吉克人相处时，我更加想起罗布人，一个远离冰山、身处大漠的人群。
    沙漠无甲子，寒暑不知年。
    据说，400年前，孔雀河突然改道，于是，罗布人开始溯流而上，来到喀拉顺湖、台特马湖一带。清朝末年，罗布人迁居“阿不旦”，清政府设五品伯克管理罗布人的事务。 当时，沙漠中几百里没有人烟，阿不旦虽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却是给探险家补充给养、寻找向导、雇用驮马的基地。
    因为探询罗布人的缘故，我不仅熟识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斯文·赫定，同时也熟识了一位中国人——杨镰教授，因为他有许多关于罗布泊的著作，其中一本就叫做《最后的罗布人》。
    杨镰，社科院著名探险家、学者、考古学家、作家、中国西部问题专家。1968年3月，杨镰作为“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将去新疆哈密位于天山北麓的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在38年前的那个冷风料峭的初春，杨镰去向父亲杨晦的挚友———著名诗人冯至先生告别。听说杨镰要去新疆，冯至先生让保姆用热毛巾闷湿并揭开被“红卫兵”贴在书柜上的封条，取出一本竖行繁体字的书送给杨镰。这本书就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杨镰并不知道斯文·赫定是谁，也不会知道新疆的开阔和厚重。他告别了令人尊敬的冯至先生，怀揣《我的探险生涯》前往新疆哈密，开始了一个“牧马人”的传奇生涯。
    而我，同样怀揣着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开始熟悉这片神秘的土地。
    几年前，杨镰教授找到了沙漠里的阿不旦遗址，他写道：1898年昆其康伯克去世后，罗布人将他们的“首都”迁至西南方向一天路程之外的玉尔特恰普干（新阿不旦）。 这是一片长二三百米、宽三四十米的阿不旦河废墟，已经被弃置了一个花甲的岁月。她曾是罗布人幼年的摇篮，童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她依傍的河湖水域曾蕴藏着数不清的谜，曾酝酿了温馨缱绻的往事。
    其实罗布人的出现不仅仅在普尔热瓦尔斯基地探险时代。有资料记载：公元1757年，参赞大臣阿喇纳追剿乱兵，在沙漠的海子里发现了这些现在被称为罗布人的“土著人”，并奏报朝廷：“罗布淖尔回人古尔班率喀拉库勒、萨达图、喀喇和卓三处千余人输城投顺。其中，喀拉库勒、喀喇和卓各五百家、一千余罗布人。”从此，罗布人有了纳税的义务，征税时，清廷税官夜晚在海子边举火为号，于是，罗布人划着独木舟纷纷从芦荡而出，每户交纳两张水獭皮作为全年的税赋。当然，清政府并不在乎这几张水獭皮，重要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皇权之下岂容有游离管辖的臣民！

    迪坎儿的夜月已经不可见了，我在帐篷里悬挂的小手电似乎也越来越昏暗。四周寂静得能听见远处帐篷里的打鼾声，我趴在睡袋里，继续从书籍中寻找罗布人的足迹。    
    形象地说，罗布人就是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海子边的打渔人，他们是古老的维吾尔人的一个部落。
    那时，塔里木河、孔雀河在罗布淖尔千回百转、九曲畅流，洪水漫进沙漠便形成了一片片泽国和绿洲。一眼能收尽的水洼就成了“海子”，海子里鱼打不完、岸边猎狩不尽，充裕的生活使罗布人固守着祖先留下的家园，形成了一个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盛唐时期，当中原的黄河文化与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和恒河文化融合交汇，撞击出火花的时候，罗布人却在世外桃源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当玄奘法师在楼兰、尼雅发现去卢文木简时，罗布人却从两河故道徘徊西行，在丝路古道上过着“吉普赛人”的日子。他们很少向外界展示自己，或许世间根本就不知道罗布人的存在。罗布人凭借自己的勇敢、智慧创造了特殊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
    斯文·赫定在《走向罗布泊》中说：夏天，罗布人戴棉布或毡子做的小花帽，妇女系盖头巾，赤脚生活。冬天，他们用罗布麻和野鸭皮毛做成大衣，男女老幼皆用两张动物皮做成鞋子。近期的罗布人帽上插有鸡翎作为装饰，身穿袷袢，脚蹬船靴。妇女则多穿裙装，上衣多带防尘头巾，就像现在带头罩的羽绒服。罗布人一般把衣服全部穿在自己身上，睡觉时也不脱下来。 
    他们千年如一日，悠然地用胡杨作舟、以曲木为罐、劈梭梭为柴、插芦苇为室、借胡杨树洞中的黄水浆洗衣服、削红柳修枝做成渔叉，一切源于自然、取于自然。他们没有金钱、也没有奢侈品，只有属于自己的纯“绿色”生活。那时，他们只要再往前面走上几步，也许就会听到驼铃的鸣响；他们如果再走远一点，或许就会看到驿站的炊烟。然而，他们跨越了唐宋元明等朝代，“出山”时已是大清的天下了。 
    1757年，阿喇纳发现了罗布淖尔的土著人，开始交纳赋税的罗布人结束了自己的“桃源时代”。
    清朝末年，作为独立形态的罗布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开始与外界交往和融合，迎来了“刀耕火种”的新时代。他们的生活不再局限于打鱼和放牧，有时也在洪水退去的土地上撒上一把麦种和苞米粒。到了秋天，他们把收获送给商贾，换回面粉，调剂生活。这个时候，罗布人把烤鱼的本领发挥到了极点——他们用胡杨泪（碱）发酵面粉，把面饼埋进烧烫的沙子中“烤”成“沙馕”；把肉块塞进羊肚子后埋入火炭中“烤”成“煮肉”；把包子贴在碱土壁上“烤”成“金疙瘩”；把南瓜挖空，放入葡萄干、胡罗卜、羊油等“烤”成“乌玛什”（糊糊）。在这种新环境中，他们不断创造生活，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烧烤文化”！

    烧烤？烤鱼？我突然想到故乡街边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摊点，烤鱼不是家乡的特产，但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多。骄阳似火的夏日，太阳伞下两杯扎啤、一盘烤鱼，且不说鱼的味道如何，单就那一份惬意，就够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骛。呵呵，这竟是罗布泊数千年的家常便饭了。
    就像马对于蒙古人一样，鱼是真正的罗布人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光怎样食用和储藏鱼，就可以列为专题。至今谈到到底是挂在萨特玛----茅棚里阴干，还是埋在沙子里脱水，哪种办法对保持鱼的味道更有效，他们仍然兴致勃勃。罗布人捕鱼的方式简单、直接而有效，乍听起来，湖沼的游鱼简直比养在鱼缸里的还容易捉。
    在出发之前，我曾经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个叫做《2005中国电子地图》的应用软件，虽然是盗版，却清楚的标注到每一个村落，但罗布人的世外桃园般的阿不旦却永无觅处。
    河流、水域是人类陆地文明的摇篮，是人类生存的给养。就像长江、黄河哺育了华夏儿女一样，塔里木河、孔雀河、罗布泊哺育着西域大地上永恒的居民-----维吾尔人、罗布人。
    有学者说罗布泊的罗布人、麦盖提县的刀朗人、克里雅河尾闾的克里雅人、喀纳斯湖畔的图瓦人，均应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时遗落的、坚毅生存下来并与当地民族混血的军队中的老弱病残后裔，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从他们的语言、服饰、饮食、面相、习俗、宗教信仰等就可以决然断定。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在内地，很多人认为新疆和成吉思汗扯不上关系，我原来也是如此认为，但当我走到罗布泊所在地巴音郭楞州时，我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它的全名叫做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成吉思汗不就是从蒙古走出来的天子吗？巴音郭楞居住的理所当然应该是他的臣民了，包括神秘的阿不旦。  
    罗布人天生就是沙漠中的主人,他们可以不用任何设备就可以在大风沙辨别方向.斯文赫定能够名扬世界，罗布人的向导奥尔得克也永远功不可没。是奥尔得克在幸运中发现消失了千年的楼兰古城. 
    罗布人还有当荡气回肠的敬酒歌：
    “高高的天空没有云梯,
    宽阔的河流没有桥梁,
    全世界都能为我作证,
    除了你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 
    专家毕亚丁说他们吟唱一种名为“阔夏克”的民间民谣，可惜连专家也找不到那个调子了。
    湖水日见干涸是罗布人永远也醒不来的恶梦。如果不是罗布泊--喀拉库顺突然舍此他往，使阿不旦成为无人认领的“弃婴”，他们显然更愿意如此生活下去。罗布人的先民就是这样与罗布泊定下了生死相依的“契约”。杨镰教授说阿不旦是罗布人童年的乐园，少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而罗布泊则是楼兰民族和罗布人的摇篮和婚床。无边无际的水域隐藏着数不清的往事，稀释着因血泪、仇杀而板结的沉渣；历史只是打了个喷嚏，它就化作了天上的虹霓。

    这世间真的有世外桃源吗？陶渊明笔下有过，但可惜最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阿不旦的世外桃源，虽然不断有人打扰见证，但它也在一步步濒临死亡。
    说到阿不旦的死亡，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又一再反复的过程。由于海子里的水越来越少，打的鱼已不够食用，连芦苇、菖蒲也成片地死去。当地人不得不学习放牧和种地。向卡尔克里克，也就是今天的若羌县的居民买来了牛羊，放着放着就成了野生动物，还得像猎取猛兽一样打死才能食用。据清宣统元年（1909年）若羌知县瑞山所写《若羌县乡土志图》沿革节，自光绪中期以来，当地政府努力提倡农垦，推行种牛痘以育婴儿的举措，罗布人逐步改变野处穴居的习俗。
    在罗布人的荒村，可以见到罗布人使用过的红柳针、兽夹、石纺轮、弓弩，剖了一半的独木舟，用作桥梁的芦苇捆--那都应该是博物馆的珍藏品。他们的故事，有不少是有关新疆虎和鱼王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罗布淖尔水域里有许多大鱼生存，大得能代替独木舟。每年春天，大鱼跃上岸，在沙窝里打个滚就变成了鹿，跑进胡杨林。秋天树叶落尽，鹿又回到湖里藏身。这不过是湖水越来越浅，大鱼已行动不便；胡杨林日见稀少，野生动物进退失踞，难以生存这一现实的折射。
    这个原始部落长期住在这如诗如画般的村落，过着封闭式的自食自给生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
    “兄弟送我一条鱼，
    我把它烤在火堆旁，
    兄弟不来我不吃，
    直到放臭又何妨……” 
    这是罗布人的歌曲，但现在，你无论如何将这首歌和寸草不生的罗布淖尔联系不起来。
　　当罗布人随着罗布泊的干涸一步步在沙漠中撤退，他们渐渐丧失了家园、语言和传统！他们不骑马，也不骑骆驼，他们生活在水乡，惟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叶卡盆，就是用整棵胡杨掏制的小船。卡盆大小不一，因胡杨木的大小而定。 
   “我从塔里木河走来，
    那条鱼在水中欢快地畅游，
    夜晚，我无法入睡，
    只因为想念你，我心爱的姑娘……” 
    不过现在，他们的红柳屋胡杨棚和卡盆都消失不见了！
　　他们床上铺着异族的毡子！
　　他们穿的已不是罗布麻，喝的不再是罗布麻花烧煮的草茶！
　　他们正用着几十年前还没有见过的铁锅、铜壶……
　　河里已很难捕到鱼，他们的卡盆在岸上静静朽烂……
　　这些当中，有的可能代表了进步。然而，作为生态恶化的受害者，罗布人的命运是整个人类悲剧性结局的一次警示。
　　罗布人村寨是一首挽歌，是对罗布淖尔人的一次挽留。然而它能挽留的是那么少，那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