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话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谎言。他眼眶深陷,黑眼圈在他苍白的脸上就像两只被扔在冰谷中的破轮胎。“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我说。我想他反正不是到青藏高原就是到出墙一枝,或者就在她们之间周旋。
“我回湖北,”何方说。
“怎么,想龚老师啦?”
“我很想她,”何方说,“她就要死了。”他的声音带着被人猛踢一脚时咬牙切齿地忍痛的腔调。
“开玩笑吧?这种话也能乱说?”
何方取下眼镜,将眼眶和眼镜都擦拭一遍。他把眼镜戴上,出了一会儿神,对我说:“你还记得她临走的那个晚上我们说的关于绝症的话吗?”
“记得,”我说,“那天晚上你很幽默,说希望她生乳癌。”
何方叹了口气。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心神不宁。他说:“昨晚我没有去找青藏高原。还在车上我就接到电话,是我妈妈打来的,别人打的我还不信呢,她告诉我龚老师得了乳癌。不是别的病,是乳癌。我叫司机停车,从车上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我在街上走着,想找到北京的老城墙,一头撞死算了。真的,当时就这么想。走到一座天桥下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就靠着桥墩坐了一夜。你看,这就是我,突然间变回了一个好人。”
“你本来就是个好人,”我说。
“罢了罢了!多少年来我从没爱过她。你知道,这些年里我差点在天津结婚。妈的她从学戴乳罩的年龄开始和我恋爱,如今都到了生乳癌的年龄了,我还……”
何方用双手撑住额头,仿佛不这样做,额头就会随着他的一声悲鸣摔个粉碎。这样过了很久。他站起来。陡然间我发现他变得老态龙钟,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微微颤抖。他说:“我去收拾行李。”沉默了一会儿,像下定了决心似地说:“我要和她结婚。哪怕她只有一个乳房。”
我起床帮他收拾。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他只带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包。何方对我说:“这些东西你先替我照管着吧。如果需要处理我会给你打电话。”
“好的,”我说。
我想送他去机场。他说不必了。他说:“在那样的地方连你也会难过。”我送他到青年公园门口,在那里拦了一辆出租车。何方把车窗摇下来对我挥手。我拍拍车门,说不出一句话来。车子消失了。北京九月末的阳光蒸干了两滴泪水。在滚滚的热浪中我张开双臂,想要拥抱孤孤单单的我自己。我站在青年公园门口。我站在这里和站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在这茫无边际的人海中我只能从孤独走到孤独,许多人离开了我,最后,我自己也离开,只留下飘在空气中的一丝汗臭。
你知道事情是怎样的吗?我想起尤思苇说。我想起她说的每一句话和我们相处的每一秒钟。所有的情节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激动不已。而这种激动只是谜面——谜底在尤思苇手中。我想起这些时开往首都美院的巴士恰好来到。
但是我在地下室和操场都没有找到尤思苇。我从那道锈迹斑斑的铁门里走出来,坐在站台的长靠椅上。我想我看上去应该很像一个等待什么的人。
那是一个漫长的下午,它走向夜晚的脚步在我的催促下依旧慢慢吞吞,它就像一头挡住去路的蠢头蠢脑的瘟猪,让我想在它屁股上狠狠地踹几脚。
当灯光射向黑夜让黑夜更加深沉时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欣喜地发现我的双腿还可以用来走路。我走进校门,穿过操场,走进首都美院那将脚步声放得很大的地下室。我看见尤思苇抱着几本书正要出门。
她笑笑说:“我正要去上自习。”
我拉住她的手说:“跟我来。”她跟着我。我一路跑着,有好几次差点让她摔倒。我们爬到十楼那个空旷的大房间。我和她站在窗口,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见画出她侧脸轮廓那似有似无的线条边缘长着许多细软的绒毛,像一道道光芒。
她因为喘气,肩膀就在明与暗的交界处有节奏地颤动。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听见自己的话语在她对面低哑地说:“有个故事,讲的是狼爱上兔子之后,被兔子吃掉了……”几本书滑落在地上,发出很轻柔的声音。
我把她的脸捧在手里。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我们接吻。
在这种情形下我吃了她一记耳光。过后她又紧紧抱住我,将脑袋挂在我的肩膀上,像醉鬼那样说道:“知道吗,爱情是一场醒来后就变成噩梦的美梦……”
她轻柔但是坚决地推开我,向后退去。她像在地板上滑行。声音宛如风暴刮来的几块碎玻璃,从听觉里快速穿过:我不要爱上谁,就算变成老处女也不要!她继续后退。声音膨胀开来,不停回响:老处女老处女老处女老处女老。尤思苇转过身,快跑几步,消失在门口那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在我眼前闪烁的一片,是整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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