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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谅
装聋作哑拒演“革命闹剧”，痴情绵绵重投浪子怀抱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三天没出门。但是，在第二天傍晚，我就发现自己的听力正在慢慢复原。这使我的心情也随之有所好转。于是我那些沉沦于种种悲剧中不可自拔的、黑色的千思万绪，也随之向着明朗转化。我开始从好的一面为他人设想：Z是真诚爱我的，他不是有意要欺骗我的，他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也许和他们家的境遇有关？……W不是故意要出卖我的，她也许有什么难处？也许真的有人看见了我们在递条儿？也许是军代表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躲着监视？所以他们最后逼迫她承认，就像他们逼迫我承认一样？……
……
在我刚刚被拘留在学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形式的严重性――对于一个对所谓“阶级斗争”狗屁不知的傻女孩儿来说，我根本无法意识到这确实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那些“革命群众”（我的同学）在一开始审问我时，态度也都较好，不像后来那么凶狠。所以我一直把自己所处身其中的整个事件，看得有点儿像个大玩笑。我以为这场玩笑迟早会虎头蛇尾地结束掉。这些扮演“革命群众”的同学不过是在假戏真做，趁火打劫，瞎起哄一阵而已。不久一切都会恢复平静――我哪里想到这场闹剧一下子折腾了十年，真的是千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而我――一个从小老实巴交、根本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傻女孩儿，竟会被同学当作“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送进了监狱！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24年中，从小受到父母和老师的厚爱，不知世事的烦恼和忧愁。同时，在学校和家里，又都受到极严格的、传统的道德教育，视不诚实和撒谎为罪大恶极。而且好像生活中也没有遇到过什么需要我撒谎的事情，所以几乎就不会撒谎，不知道该如何撒谎。当年24岁的我，其智商和人情世故，恐怕还不及现在的14岁女孩儿！因此，刚一开始受到“革命群众”审问时，我几乎有问必答实话――因为除了照实说，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说！幸亏许多时候我只能回答“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而且也真的不存在他们所问的那些问题，例如问我父亲是否有枪什么的）。可笑的是这后来就成为我“顽抗到底”的表现之一！
……
从小到大，我似乎都没有体验过对某一个具体人的仇恨的情感。直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我虽然对几乎使我家破人亡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深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情绪，但是，对那些曾经凶狠地“批判”过我、竟然小题大做地把批判我的特大号标语刷上天安门城楼、在中央美术学院专门为我一个人安排了一场由美院全体“牛鬼蛇神”“陪斗”的“批判反革命小爬虫×××”的批斗大会、并在其后把我送进监狱的“革命”同学们；对那几个一边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骂我，一边煽我耳光的“革命”同学和老师们，以及对那些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曾经“出卖”了我的朋友们，我竟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仇恨情绪。也许因为我现在太明白了，或者是太书呆子气了，我总是要把一切作哲学性和历史性的思考。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政治欺骗，什么叫群众的愚昧。哲学和历史可以使人变得明理而睿智。当人变得明理而睿智时，他就会把个人的恩怨消融进对整个社会的批判中。
群众的愚昧是可以原谅的，而统治者祸国殃民的欺骗却不可原谅！因为正是他们的欺骗，造成了整个中国的混乱和同胞间莫名其妙的相互迫害。那些曾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并把我送进监狱的“革命左派”们，其中大部分人后来也都尝到了当“反革命”的滋味儿――“革命”本身替我报复了他们，惩罚了他们――这真是天大的讽刺！还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比中国的这场被其发动者们号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像一场卑鄙无耻而又令人笑掉大牙的闹剧呢？！最可笑也最“可悲”的是，闹到最后，连这场“革命”的发动者们，也终于住进了中国的头号监狱――秦城监狱，并被判了死缓或无期徒刑等等，成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祖国，致使我对社会的批判和仇恨，都带着悲愤难平的自嘲――世上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令人痛苦不堪的呢？！
在这样的时代，就像米开郎基罗在一首诗中所说：人不如成为顽石，或者长眠不醒，或者，就像我这样，变成一个聋子，什么也听不见，从而与整个世界断绝思想的往来。我甚至觉得我因祸得福，因为我聋了，所以就可以躲开学校，躲开政治宣传、思想汇报、批判会，等等等等这一切令人无比厌恶、虚伪、莫名其妙、浪费亿万人的宝贵生命的无聊透顶、没完没了的“革命斗争”的闹剧。
当我为Z和W作了种种设想之后，我的精神开始舒缓，听力又有了明显恢复，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为了能够继续和这个世界断绝思想的往来，能够从中获取哪怕一分一秒的自由遐想的时间，我决定继续装聋。
因为我过去为人一向出名的老实，不会撒谎，所以我的假装就容易成功，何况我对耳聋状态已有切身体会。我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傻样儿，好像仍然什么也听不见。因此我甚至获准可以不参加批判会、政治报告会什么的。或者，即使参加，我也可以不用发言。当然，工宣队不会让我闲呆着，他们让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爱心”――在一种网眼布上手绣一幅又一幅毛主席像（这种毛主席绣像在当时很流行）。于是，我突然在内心的自我王国中，感受到了极大的自由的快乐。我可以随时随地、堂而皇之地遐想和“走神儿”，在其他同学不得不假模假式地喊着“革命”口号、说着“革命”话语、煞有介事地批判着某一种“封、资、帝、修、反”的思想时，我却可以想我所愿意想的任何事情――何况那时我的全部心思都在Z的身上，不能有一分一妙不去想他！我甚至常常过分走神儿――因为思念得伤心而热泪盈眶。好在人们都在专注于“革命”事业，无暇顾及我这个“聋子”的精神状态……
一开始，我并没有恶作剧的念头。但是，因为装模作样的时间一长，就需要对付许多“状况”，我也就越来越进入恶作剧的状态。我有时真觉得“好玩儿”极了，真是自由快乐舒畅无比！有时又感到自己越来越变得玩世不恭。我体会到一丝邪恶的快乐，一丝报复的快感――一种对“革命”进行报复的快感！
如果说我是在装假演戏，那么，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在装假演戏？在当时的中国，从上至下，根本就是在上演一场假到底的“革命”戏剧！它表面上是一场革命正剧，实际上是一场反革命闹剧！一场人间特大悲剧！所有中国人都在戴着特制的假面具扮演其中一个角色。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是主动地戴着面具演戏――他们精心策划和导演了这场戏剧，为的是“调动亿万群众”来帮助自己争权夺利；有些人是被迫地戴着面具演戏――他们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最后的生的希望和做人的最低尊严。但是，可悲的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为虎作伥、落井下石的角色。比较之下，我的装假演戏，却可以说是对上演反革命闹剧的巧妙抵制――拒绝出演！这本来是被时代扭曲的逻辑，它造就了一大批如Z、如我一样的畸形的叛逆儿。当我对自己的行为予以思辨时，我感到对Z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过去，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几乎无不对我这样评价：天真、单纯、诚实、优雅、有教养，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霜雨雪的摧残中，这一切先天或后天所恩赐给我的美的衣衫，都被刷上浆糊、泼上墨迹、打上红叉，被撕破、被践踏、被踩烂、被弄得百孔千疮！今天的我，天真何在？单纯何在？诚实何在？优雅何在？教养何在？！在我的心中，美与丑、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已经模糊一片，难以辩别了！有时我真想有个水浒梁山泊再世，让我投奔去当一名“反贼”才解气！
只是过了多年之后，当我走上艺术大学的讲坛，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我才在对艺术和美的不断追求中，重新理清了美丑、好坏、真假、善恶的区别，对道德进行了我的否定之否定，并写下了“美是生命力”这一向美、向善的结论，希望以此唤起人们――尤其是在迷惘中的青年，和我一样，重新找回美和善，重新找回天赐的自我。
如果不是因为军宣队对我这个“可教育好子女”出于政策上的关心而采取行动，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使我的表演收场。
后于工宣队进驻的军宣队，决定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我这个“可教育好子女”。当时正赶上解放军某部队因落实“为人民服务”这一毛主席“最高指示”，而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征服聋哑禁区的针灸医疗活动。据说当时果真出现了“几次银针一扎，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聋哑人终于开口说了话”的奇迹，就像现在所传的气功大师的特异功能一样，令人感到神奇不已。经过各报刊、广播媒体大肆宣传，更加神乎其神。美术史系军宣队特地派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为我与该医疗队取得联系，并派他每周两次护送我去针灸。我想：反正我的听力真的比以前差了许多，去试试也好，没准儿就完全好了呢。再说，我必需装出十分感激军宣队关怀、十分高兴去的样子。
那个护送我看病的解放军同志，的确是个好人。他看样子30岁左右，比我大不了多少。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说话亲切。他好像真心同情我。我们每次来回骑自行车。在马路上，他总是跟在我左右，小心关照我，偶尔大声提醒我注意车辆（怕我听不见）。看得出来，他一方面是出于要认真做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善良本性。作为一个年轻男人，他很规矩，从不趁机对我非礼。不像当时有一个工宣队队员，经常趁我一个人在教室绣毛主席像时（其他人都到礼堂去开“批斗会”了），单独给我进行“思想教育”（可能都是他自己派给自己的任务）。他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看，并且假装查看我绣的主席像而趁机摸我的手，还说：“瞧你这小手儿，尖尖的，这么细嫩，真是小姐的手！”由于他在“小姐”前头省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使人很难断定他是在赞美，还是在批判？因为当年“小姐”一词本身就是贬义。当时的我，对这种小动作也只能装傻充愣，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我声张，他很可能会倒打一耙，胡说一通“反革命污蔑工人阶级”之类的话――经过“革命教育”，我的“阶级斗争意识”毕竟“提高”多了。因为我有把握，只要不搭理他，囿于当时的形势和学校的环境，他决不敢有更多的猥亵表现。
但是，面对那个解放军同志的真诚和善良，我感动了，觉得很是惭愧。再说针灸很疼，对我的听力又没起一点儿作用。于是，我在数次针灸之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听力”，“事实”又一次“证实”了解放军医术的“高明”！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感谢军宣队！……在完全戏剧化的高潮中，我终于结束了装聋作哑的表演，如释重负。
就在这期间，我因经常有机会逃避开会而有更多的时间溜回家里。我常关起门来，享受难得的、远离喧嚣的“革命世界”的清静和孤独。
这一天，我独自一人坐在家里，在孤寂中下意识地拿出一包烟――这是Z丢下没有带走的，只剩下两根。我拿出一根，百无聊赖地在手中摆弄。
我回忆起Z抽烟的样子。他抽烟时眯起一只眼睛――烟卷叼在哪边，他就眯起哪一边的眼睛。他有时在嘴上把烟卷从这一边挪到那一边，并轮流眯起他的眼睛，那样子显得极其玩世不恭。他常为我表演吐烟圈儿。他足足地吸上一口烟，然后张开嘴，从嘬成圆形的嘴唇中，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儿，从没失误过。它们冉冉上升，袅袅散去，我会看得很开心，并用手去空中“捉取”它们。当他吸完一支烟时，他会用一个手指把烟头一下弹出很远，动作十分潇洒而老练。总之，他的一切作派都显出十足的男子汉气，像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他有时把嘴里正吸着的香烟塞到我的嘴里，硬叫我抽，我勉强地抽一口，就会呛个不停。他就教给我说：你可以含着气吸，然后吸到肺里，再让烟从从鼻子里出来……
我不知不觉地拿起火柴，点燃了手中的烟。我吸了一口，力求不呛着自己，并从鼻子里吐出来。也许是我孤寂的心十分冷静，也许是无意间得着要领，我居然成功了。于是我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十分投入……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觉得被人推了一下，还听见有人叫我“大姐，大姐……”于是我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睁开眼睛，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清秀的男孩儿。
“大姐，你怎么了？我叫你半天了，你门也没关上……”
“呵……”我晕晕乎乎看着手里熄灭的小半截烟，才知道我是因为不胜烟力而晕过去了，曾经不醒人事。
“呃，你……你是谁……？”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清醒，满不在乎地说。在那个年代，中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夜不闭户”。除了“红卫兵”或“革命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入户抄家，很少有“坏人”胆敢入户行窃或强奸妇女。所以我经常不注意锁门。即使进来一个陌生人，也多半不是居民革委会的，就是派出所或公安局的。每一种社会弊病的背面，都会有它的一种好处。或者反过来说亦可：每一种社会优势的背面，都会有它的一种弊病。
“是Z叫我来的，我是小李，是Z的好朋友。”
“是Z？！他出来了吗？！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我就像刚刚被上足了弦的弹簧器一样，不但十二分地清醒了，而且随时准备冲出家门，奔向Z。至于我面前这个男孩儿是小李还是小王，都无所谓。
“他现在就在我家里，叫你马上去。”
我终于又看见Z了。他坐在小李家的桌子后面，披着一件棉军大衣――是他在监狱里唯一御寒用的衣服。此外，他仍然穿着单衣单裤。他那原本古铜色的脸发青，显得消瘦、憔悴。他正在喝酒，有点儿醉了，所以打发小李――他的一个铁哥们儿――去叫我。
我默默地坐到他身边。他用一只手紧紧搂住我，盯着我看，另一只手仍然送酒喝。
“亲爱的，你好吗？”他低声说，带着一种明显的伤感，并送过来一股酒气。
“……你瘦了……”我柔声说，用一只手抚摸他的头发和脸。他则一把攥住了我的手。
“他妈的在里边不让老子吃饱饭！……”他习惯性地骂起来，但是马上又止住了自己。我知道，他现在不愿意想别的，只想看着我，和我说话。
他盯着我，把我的手拉向他唇边吻着，目光渐渐显得温柔而深情。小李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只有我们两人面对面。
“亲爱的，我真想你……你想我吗？”他紧紧揉捏我的胳膊，捏得我生疼。
“……”我没说话——不知该说什么好。关于他用假名字骗我的问题，就挂在我嘴边，随时都可能冲出口来。但我还是克制住了，此时此刻，我实在不忍心责备他。
“亲爱的，难道你不想我吗？”他把我拉到怀里，用满是酒气的嘴四处吻我的脸，最后在我的唇边停下，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使劲地搂抱我，久久地吻我。我感到幸福而又心酸，眼泪不断涌流……
这一天，我和他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激情里，除了相拥相吻，我们再也不能做别的。我发现，我永远爱他，即使明知道他欺骗了我，我仍然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他。这也许是命里注定的事――我将因他而感受永恒的爱和永恒的痛苦。
第二天晚上，我又从学校偷跑出来和他见面。因为不是星期六，母亲不回来，所以我把他带到家里。我们继续昨天，尽情地拥抱接吻，彼此述说离别的思念……Z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我也慢慢轻松起来。
“你和U长得真像！简直就像一对双胞胎！”
Z淡淡一笑，好像有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这我没办法……可是我们的思想和性格不一样，你没发现吗？”
“是的，我当然发现了。他比你单纯，比你……更善良，还比你更有教养。我说的不对吗？”我看见他的表情变化，所以这样问道。
“什么单纯、善良、有教养？！他不过是在你面前故意要表现比我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我觉得他不错，是个好男孩儿……”
“U常到你家来，是吗？”Z突然说。
“是啊，他常来。他和你一样有风趣，吉它也弹得好。我和他挺说得来。”
“挺说得来？”Z满脸鄙夷地说，“哼！……那他是跟我学的，他什么都跟我学……弹吉它也是跟我学的。”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Z好像有点儿吃醋了？
“你是不是吃醋啊！”我忍不住笑他说。
“我他妈吃什么醋！我只是认为他不应该在我不在时总往你这儿跑！向他哥哥的女朋友大献他妈殷勤！”Z突然铁青着脸说。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你越说越不对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和他来往吗？”
“我不是说你。你不是主动的，他是主动的。”Z越说越拧。显示出他那永远听不进别人意思、主观武断甚至霸道的性格。但是有一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永远不怪罪我，从没有对我表示过任何粗暴的言行。他对其他的女性、对他后来的妻子也是如此。在自己所爱的女人面前，他总是出奇地隐忍，像一个真正的绅士。这在如Z一样性格粗暴、大男子主义十足的男人中，极其少有，这似乎出于人格的本质，而不是出于修养。
我的情绪也开始有了变化，我开始沉默不语，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Z重新搂抱我，尽量温柔地说：“好吧，我们今天不说U的事。我们刚刚重逢，让我好好儿爱你，亲爱的……”没想到，他一个“爱”字出口，却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伤口，我的心像被绞扭一般疼痛起来，立刻泪流满面。Z并不知道我流泪的真正原因。他又开始热烈地、深深地吻我。
“你……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真名字？为什么要告诉我假名字？为什么……”我终于忍不住，在他吻我的间歇中，推开他，断断续续地、呜噎地、痛心不已地说。
Z停住了吻，紧张地看着我――我从没见过什么都不懔的他，会有这种怯生生的表情。
“谁……是谁告诉你我用的是假名儿？是U吗？”
“怎么会是U，他从来都没和我提起你的名字。是公安局的人说的！”于是，我把我和小Li如何去探监、如何替H给他带条子、回来后如何受审问的情况，细细说了一遍。说到最后一段，我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Z好像受了很大震动。他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拉住我的双手，满怀歉意地看着我，柔声说：“亲爱的，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首先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和H所做的一切！你是这么善良，比我想象的还要善良而坚强……现在，我正式请求你的原谅……请你一定冷静地听我向你解释，好吗？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恨我，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打我、骂我……但是，我希望你一定听完我的解释，好吗？好吗？别哭了，我求你了……”他轻轻扶住我的双肩，尽力低声柔气。
“那你就说吧，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不告诉我你的真名字？！”
“亲爱的，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我希望你相信我……我一开始……第一天和你见面，一开始并没有把你当回事儿……我承认你第一眼就给我与众不同的感觉，使我对你充满兴趣，跃跃欲试，但这只是男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你得承认，你那天的态度有点儿傲慢，或者说，是女人的矜持。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个碰不得的淑女贵妇，好像没把我放在眼里，像你后来说的，当我是个流氓小痞子――我感觉到了，其实我他妈非常敏感――这是我决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征服你。因为，你要知道，还没有女人曾经轻视我，怠慢我――你居然使我他妈不由自主地跪在你面前磕头――我可从来没在别人面前这么干过！我承认我的行动一开始并不是出于爱，或者仅仅是为了恶作剧――但是也必须承认，只有你才使我做出这种举动。我是有点儿玩世不恭，爱开玩笑，这你是知道的，但事实上又不完全如此，我也有点儿说不清……总之，见到你以后，我的确感到自己的行动处处有点儿身不由己――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等了你整整一个半钟头吗？我可从来没这么等过任何一个女孩儿――从来都是别人等我！而且――这一直是我的习惯：在生人面前，从不说自己的真名字，总是随便说一个假名儿。但是对你，我还是说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名字――××希是我小弟弟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夫只差一个字。我因为开头就这么说了，后来想改也有点儿不好办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是真心爱上了你――不由自主爱上了你。请相信我：亲爱的，我爱你……我想对你坦白，但又怕你生气，怕你的脆弱使你承受不了……总之，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坦白，所以就这么拖着……我是想，早晚有一天会向你说明白的，我知道，只要你爱我，你会原谅我的。你……你能原谅我吗？亲爱的……原谅我吧？求求你，原谅我，好吗？……要不，你现在就打我、骂我吧！”
Z边说边拿起我的手，往他的脸上抽打。我使劲儿把手缩了回来，只是自己一个劲儿地哭着。但是，听了他一番符合其个性之逻辑、顺理成章的解释，再听到他第一次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我心里早已原谅了他。我哭，是因为我早就需要像这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了！是因为长久的委屈和即时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使我止不住涕泪纵横！我索性伏到Z的怀里痛哭流涕，大哭特哭。Z搂抱着我，抚摸着我，亲吻着我的头发，沉默着，任我哭个痛快。他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会原谅他，永远都会爱他，直到我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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