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鸟兽散

上面发下一纸文件，是关于“老五届”（一九六六至一九七O）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文件规定，六六届毕业生从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发工资，并着手毕业分配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激动，终于能够挣钱了，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干部了。巴不得尽快拿到工资，马上离校去一个单位像模像样地工作，成就一番事业。当然，也就不那么热衷于争斗了两年却毫无结果的文化大革命了，甚至盼望这场运动能够尽快结束下来，也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老实说，打打杀杀的日子我们已经腻味了，厌烦了。可是，当工资补发下来，我们立即感受到了不公平。我们这批六三年入学的大专生，与六八届的本科生同年入学，在校的实际学习时间都是三年，我们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八元，他们每月四十六元，只是比我们晚发几个月罢了。而六九、七O两届本科生，在校的实际学习时间仅有二年和一年，也同样拿每月四十六元的工资，比我们高出一级，我们转正后才能与他们现在的临时工资相同。这个事实让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种被人打入另册的感觉。此时我愈发对当年本已录取我，然后又因“政审”将我抛出来的省师范大学耿耿于怀。我恨死了那个下令抛出我档案的家伙。

当年高考后，我知道凭自己的分数，进省里的师范大学没有问题。果然，在我回乡下老家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间里，接到了从C市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是教我们古文的老师，他原是师范大学的一位讲师，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被贬到我们县一中来。他的家仍然住在师大的家属楼，他在信中告诉我，我已经被师大中文系录取了，他亲眼看到录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可是，待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怎么也找不到“大学”两个字，细看，却是“J市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听说，是一个什么头头发了话，把新生里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清理出去，我就这样被“清理”了，幸好师专的头头收留了我，否则我就是回乡种地的农民了。文革中，我们班有人把当年的分数档案找了出来，曾私下里跟我说，老六，你的高考分数很高啊，怎么考到师专里来了呢？我无话可说，黯然离开。无论如何，是不敢公然抱怨政治的。如今，政治上的不公平终于显现在经济待遇上，可是，又能如何呢？认命罢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过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这个分配原则使我们本不痛快的心更加阴冷。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响当当造反派，两年来一直把“造反有理”挂在嘴上，以为自己是跟随伟大统帅南征北战的红色战士，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功劳莫大焉；岂不知我们不过是弄权者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玩偶，在它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之后，就要被发配遣送到大漠荒原深山野岭天涯海角了。

为了保证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派驻每班一个军代表。我们班的军代表姓张，是个排长。人长得奇瘦，即使穿上厚厚的棉军装，仍能一眼看出身体的单薄，走起路来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像个排骨架子。我们就都叫他“张排”，含有一语双关的意味。听说他是从坦克部队来的，我们造大一派的人就都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在分配工作中偏袒红色儿？就都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拭目以待。

这时候，除了在押的豺狼和黄鼠狼，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返校了。许多人在家里逍遥了一年有余，冷丁见面，恍如隔世，不仅没什么亲切感，反而增添了很多隔膜。尤其是不同派别的，见了面仍然像乌眼鸡似的，争争吵吵，没有一点好声色。

从武斗一开始就没了影的左倾，在“冷空气上升热空气下降”的日子里回来了。几个月不见，真有些想念他，我们毕竟一同长征过，还是我们送瘟神战斗队的队长，他处理问题时的真知灼见和难得的雄辩都让我们佩服并且怀念。这半年里，他胖了些，也白了些，依然是一副气宇轩昂、舍我其谁的气度。当时，我们一直在校的同学，心里对左倾惟一不太满意的是他的临阵脱逃，为躲避武斗失踪了数月。后来回想起来，他是对的，似我们这些在校坚持“闹革命”的人，除了多消耗些国家的粮食，多了些担惊受怕的岁月，还有什么？我们到底缺乏左倾审时度势的能力和境界。

左倾发现“小棉袄事件”是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下午左倾正要出门，迎面碰上学校后勤的一个工作人员手掐一大叠信件来到我们班，左倾接过去一看，都是大串连时借各地红卫兵接待站钱物的讨账单。这些讨账信来学校已经很久很久了，学校担心毕业班很快就要离校，赶紧把信件转过来，由各班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督办此事。左倾接过单子一过目，凡属造大的欠账者就丢在一边，专门挑选色暴的，然后就捏了账单去找当事人。在一个女生宿舍里，左倾找到了纹和苹。小老装也在。小老装正抓紧时间与我们班的一名蒙古族姑娘谈恋爱，以实现他的跨民族的“鸿鹄之志”。爱情可以泯灭一切。小老装他们的蒙汉联姻大大冲淡了派性，所以对参加了色暴的纹的苹“相逢一笑抿恩仇”，四个人谈得很投机。左倾的到来立刻破坏了屋子里的和谐气氛。

小棉袄，怎么回事？左倾盯住纹和苹。

纹和苹愣了一下，看见左倾手里的账单，知道大串连里借小棉袄“东窗事发”。就没好气地说，有啥大惊小怪的，串连路上，天冷了，就借了件棉袄穿上了，谁也不能挺着挨冻呀。

左倾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借了人家东西不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纹和苹说，借东西的人多了，干啥单朝我们俩要？

左倾说，不要看别人，别人犯法你们也跟着犯法，别人杀人你们也跟着杀人？

纹和苹说，左倾你少上纲上线，借了件小棉袄就犯法啦？

左倾说，借小棉袄不犯法，借了不还就是占国家便宜。化公为私与“四不清”干部多吃多占没啥两样，就是犯法。

纹和苹说，别人还我们就还，别人不还我们也不还。

左倾说，好，既然你们是这个态度，那就只好由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来处理这件事，影响你们的分配可就怪不得我了。

左倾走了，纹和苹便有些提心吊胆，两人商量，是不是把小棉袄寄回去？

其实，负责我们分配的张排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小棉袄军大衣，把他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担当着决定一群大学生命运的毕业分配工作，心里不能不捏着一把汗。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群人，稍有不慎就会砸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这些天里，他正在抓紧时间考察我们班两派斗争的情况，冥思若想怎样才能把这批人安稳地分配下去，不出什么大乱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张排看出造大的人数众多，势力最强，核心人物就是二哥。所以，他决定依靠二哥。二哥提出自己的想法，凡在文革期间坚持在校闹革命的，应该优先考虑分到较好的地方，凡是在文革期间逃避斗争当逍遥派的，一律分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尤其是党员的逍遥派，更要带头。张排觉得二哥掌握的分配原则合理，表示赞同。

消息很快传出，一些人开始在下面互相串连，没有几天便形成群众舆论，两个党员逍遥派，一男一女，男的去F县，女的去Y县。F县、Y县地处长白山区腹地，交通不便，分配方案上各有一个名额，被普遍认为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谁也不会自动报名去那里，是分配中的难点。这下好了，男F县，女Y县，问题解决了。张排见群众舆论已起，就来个顺水推舟，同意报到科里。中文科很快就批下来：同意。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实在太单纯、太简单了。事实上，分配方案上的许多地方都不比F县、Y县条件好。不少标明某某城市的分配指标，都名不符实，当人们乐颠颠地前去报到时，一律往该市所属的外县分配，到了外县，又继续往下安排，大多数定位到公社一级中学，有的则是小学。没有几个能够真正留在城里。应该说，在这件事上，分到F县、Y县的两名同学，还是很有些境界的，他们对带有几分捉弄性质的毕业分配，几乎没有表示出多少反感，就服从了。难得。

最不可思议的是大家一致看好，也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实质上是条件最差的地方。比如我们班大字去的那个什么“山区建设局”，政审十分严格，要求祖宗三代不能有一丝污点，当时许多人都很羡慕大字，说他去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保密厂。其实就是三线厂。出于备战的考虑，这类厂都建在深山老林之中，交通极为不便，调出更难。今天衡量一下当年的分配，只有大臀分配的单位最好，是四川的《成都日报》社，担任记者。可惜，大臀命运不济，报到没有多久就被揪了回来。

我本人则陷于一片矛盾、痛苦之中。我的家乡B市有十个分配指标，由全校的各个专业分摊。而我们班的左倾和老弯都已娶妻生子，他们是必须回去的；小老装的对象蒙古族姑娘家住B市地区的蒙古族自治县，妇唱夫随，两人也要去B市。这样一来，我们班就将占去四个名额，我属单身汉，有何理由和条件与人家竞争呢？再说，几个人与我的关系都很好，从同学友情角度看，也应大度一些。还有一点更主要的，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先天不足，离家近了未必是什么好事，反之，离家远一些，或许更好。试想，假如我在B市混事，家里人谁出了什么事端，会立即反聩到我的单位，我的政治背景只能越描越黑；倘若是我在单位出了什么问题，则很快会传到家乡去，家里也同样受牵连。那个年代里，人们的举手投足都得先从政治角度审视一番，不然，随时都可能“马失前蹄”。不光家庭出身不好的这样，家庭出身好的也得这样。想来想去，给自己定下一个大的原则：远走高飞。

我对着中国地图，手里拿着铅笔，反复掂量几个偏远省份中的地方。最后，我在宁夏的群山之中点了个黑点儿。分配方案上有一个名额，地点是“宁夏贺兰山下石咀山市煤炭工业公司”，我决定去那里试试自己的命运。左倾见了连连摇头，说太远了，也太偏僻，还是不去的好。小老装说，那里可是黄河故道呀，风沙很大。我很有气派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远点有啥了不起？风沙大也无所谓，B市号称“八百里瀚海”，实际上是一片“旱海”，十年九旱，风沙不是也很大吗？倒是老弯的一句话打消了我去宁夏的念头。老弯说，宁夏是回族自治区那里只吃牛羊肉，大概没有猪肉。我怔了怔，冷静一想，可不是嘛。我虽然出生在穷乡僻壤，家里徒有“富农”的坏名声，实则是“农而不富”，一年也难得吃上几回肉食，却偏偏生来就有个怪癖，最怕腥膻，牛羊肉都难吃得下，羊肉尤甚。倘若去了宁夏，仅食堂里的那股膻味就够受的。我提起笔，在标上的黑点儿处打了个“X”。然后，再满地图里寻找新的去处。

有几处工矿尚好，譬如辽宁本溪的钢铁公司，山东淄博的煤炭工业局所属学校，等等。但显然轮不到我，早有几位政治条件比我好得多的女同学捷足先登了。我本来就毫无竞争力，面对女同学就更没有信心。后来我发现有一处金矿没有人报名，是在长白山区的一个县里，人们所以不肯去那里，主要是惧怕金矿前面的三个字：夹皮沟。看到这三个字很自然会联想起座山雕、杨子荣、小常宝等人的名字，眼前浮现出莽莽林海、皑皑白雪。不知为什么，我对“金矿”二字感到颇为神秘，很想看看金矿石啥样，会是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吗？如果那样，整座矿山也该是金碧辉煌吧？身处一个黄澄澄的黄金世界中，即使再偏僻也是值得的，因为那将和童话里说的差不多。

这种充满好奇的遐想促使我对夹皮沟金矿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多方打探那里的情况，很快得知，那里距县城二百多华里，不通火车，是个名副其实的深山沟，但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工资高。除了基本工资外，每月还有相当于工资四分之一的地区津贴，我算了算，每月可以挣到四十七块多钱，比本科生还要多一些。要知道，那个年代每月多挣十来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差不多相当于两级工资。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去金矿。志愿刚递上去就被批准，还在全中文科大会上受到表扬，说我王老六勇于去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值得称道。我听了，心里酸酸的，辣辣的，苦苦的，咸咸的，说不清什么滋味。左倾等见了我，开玩笑说，你也想弄些金子打个金鞋拔子呀？这话是从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材料里引出来的，说刘少奇在搞地下工作时，用党员的党费为自己打制了一个金鞋拔子。显然是无稽之谈。

毕业分配是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结束的。几乎看不出有谁显得高兴。同学了一场，时间长达五年，分手时没有告别，没有送行，更没有宴会和难分难舍的泪眼矇眬。一夜之间，各奔东西，如鸟兽散。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全班没留下一张合影。我们大概是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没有毕业照的毕业班。多年以后，当我们都已进入天命之年时，看到文革后的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把同学会搞得红红火火，我们才想起应该聚一聚了。可是，死的死，散的散，再也召集不齐了。

可靠消息是，三人早已离开人世。他们是：小兰、大宝和豺狼。

小兰毕业几年后得了白血病。弥留之际，两名同学去医院探望，其中一个是造大的，一个是色暴的。小兰只抬眼看了那位色暴同学一眼，说出“你来了”三个字后，再也没有搭理他，而只是与造大的同学谈话。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将是与同班同学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她还是没有原谅对立派的色暴。她是带着深深的派性离开人世间的。

大宝靠卖大喊大叫报纸发了一点小财，却不幸死于肺炎。他被分到距县城很远的一个乡中学教书，曾两次给我写信，介绍他的生活情况，后一次信里居然把每天的食谱也写上了：早餐——小米粥，咸萝卜；午餐——小米饭，豆芽汤；晚餐——豆芽汤，小米饭。循环往复，半月二十天难得有一次变化。我读过信，惟有苦笑，就写了一封回信，安慰他一番。竟再无音讯。一年后得同学来信，说大宝死了，患重感冒引起肺炎，本是可以治愈的，却被乡卫生院耽搁了，送到县里时，已经无法救治。不到三十岁的大宝就这样去了。

豺狼过了几年铁窗生活，被释放出来。没有工作，仍游手好闲，那位贤淑的朝鲜族妻子忍无可忍，坚决与之离婚。离婚后的豺狼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只有游荡街头，去饭店里捡剩饭剩菜充饥。一次，在长春街里，一位同学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伸过手来要钱，一眼认出竟是豺狼，不禁大为惊讶。后来，领他去饭店吃了一餐饱饭，又给了他一点钱，他便走了。此后再无人见过他，好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经推断，他很可能是冻饿而死。

其他的同学大概还活着，至少多数人还活着。但活得波波折折、起起落落的大有人在。细究起来，这些波折、起伏又大都与文革有关。

二哥留在了S市。二哥并非看中S市这座城市有多好，只是觉得在这里生活了几年，熟人很多，留下来或许对将来的工作、生活有些帮助。他先是在学校教书育人，后来跳槽到文化部门搞专业创作，二人转、戏曲、小品、、话剧，什么都写，也入了党，当上了部门的负责人。可是不久就开始清理“三种人”，其中的一种人就是造反派头头，一律不许提拔重用。声名赫赫的二哥在劫难逃。其实，文革中，二哥掌握两年造大的财务大权，清清白白做人，有口皆碑。倘若毕业分配时不留在S市，或许少许多事，不至于被一遍又一遍地审查来审查去，虽未涉及什么重大命案，但造反派头头的身分几乎无人不晓，仕途彻底被堵死。这结果与他当初留在S市的初衷大相径庭。他索性死心塌地埋头写戏，终于获得了事业的成功，有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了奖，他本人也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评上了一级编剧，成为省里戏剧界一方名士。也算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了。几年前二哥来J市参加十几个人的同学会，吃饱喝足后，一曲单出头《红月娥做梦》唱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给老同学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言谈举止，则很有超然物外的禅意了。

大臀诗人般地冲动和关东汉子的鲁莽，终于为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六八年春，他兴冲冲地奔赴天府之国四川报到，立志要当一名响当当的无冕之王，成就一番伟业。可是，记者的椅子还未坐热，就被S市派人揪了回来。当局认为他在“D县惨案”中开了枪，杀了人，犯有命案。同时被拘押的还有造大首领小何等数人。一个一个突审，当然也动了肉刑。但去东风抢枪那天，形势所迫，带枪者稀里糊涂地都开了枪，说不清谁的子弹打死了人。大臀坚持说他只朝天上地下放了几枪，没有打伤人。审讯者当然不信。审了许久仍无结果，案子无法结论。后来，审讯者生出一计，对大臀利诱说，你是个学生，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的枪，即使承认杀了人，也属于自卫，并非故意杀人，怕的是啥？你看国民党部队那些将领，哪个不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可他们是在战场上打死人的，没法追究了，也说那么着了。所以，你干脆承认下来，没啥了不起的，运动后期，肯定会对此事从宽处理的。大臀听了，觉得不无道理，误以为是官方的态度，可以信赖，就在供词上签了字。天真的大臀就这样开始了牢狱生活，一过就是数年。后来，不知是什么人发了话，将大臀、小何等一干人放出来，安排了工作。至此，算是应了当年诱使他画供的审讯者的话，对学生宽大处理了。现在思想起来，应对“D县惨案”负主要责任的，当是给D县打电话谎称有暴徒进入东风的那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小人，是他有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挑起了这场惨烈的武斗，令不少死难者在谎言中命丧黄泉。

还有一位经历曲折的同学，是被大家一哄声赶进深山的“男F县”。他到了一所中学后，开始反思文革中经历的风风雨雨，觉得所有的红卫兵都受了蒙蔽，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一些认识，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不料，日记被同宿舍的一位教师偷看后，以革命左派的姿态揭发检举了他。敢于攻击那个女人，这在当时简直是惊天的政治大案，男抚松锒铛入狱，一蹲就是七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被平反出狱，回到C市老家，在一所高校里担任古汉语教师。回想其当年的行为，确实有常人缺乏的政治勇气，被视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实至名归，理当提拔重用。他先是被任命为该校党委宣传部长，继而升任党委副书记，后被调到另一所高校担任党委书记。他是我们班惟一一个官至高级干部的同学。

黄鼠狼与豺狼同时被释放，回乡当了代课教员。小黄的学识是有的，在我们班也属上乘，课自然讲得不错，受到校方的重视，后来转为正式教员。当了正式教员的小黄一扫往常的萎靡，精神焕发，课讲得更认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全县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也成了家，立了业。想不到稍有得意的小黄又忘了形，搞起了时下流行的婚外情。其实本不应出什么大事，当今不成眷属的“有情人”比比皆是，有钱者养外宅，有权者养小蜜，无权无钱者亦可以觅相知相好，改革开放嘛，没啥大惊小怪的。偏偏我们的小黄不走运，搞到一个必生一次事端，必掀一次波澜，从单位到家里，吵吵嚷嚷，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终于使老婆对他失去信心，断然离他而去。如今，渐近老朽的小黄已在连绵不断的桃色事件中演变为老黄，却又成为新的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晚年不容乐观。这大约是他从不肯参加同学聚会的主要原因。

造大首脑级人物中，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不是牛司令，也不是将军，而是平时从不显山露水的阿义。

阿义毕业后，分到一个公社中学教书。因其给人的印象温和、敦厚，不久便被提拔到公社教育组工作，相当于后来的文教助理一类角色。忽一日，有一吉普车至，是S市地委派来的。从车里走出两个威风八面的大干部，说不清是啥级别，反正一看架势就比公社头头高级得多。高级得多的大干部立即召见公社主要领导，说地委有重要指示传达。重要指示很简单，只是一纸调令，任命阿义同志为市S地区某部门副主任，即刻报到。公社头头们大吃一惊，阿义本人也吃惊不小，疑是做梦。直到两位大干部面对面地告知阿义马上收拾行李随车赴任时，才信实了，忙去宿舍里收拾东西。不知为什么，阿义觉得腿有点发软，手也发抖，仿佛不是要他去做官，而是去坐牢。就这样，阿义莫名其妙地走马上任了。

到了地区，阿义总算明白了被突击提拔的原因。在此之前，由于支左部队倾向红色儿，早在红色儿中提拔了两个色暴，一个当地区教育革委会主任，一个担任地委副书记。事后一想，觉得倾向性过于明显，有些欠妥。是呀，造大和色暴既然同属革命群众组织，这边一下子任用提拔了两个，那边却一个没有，社会舆论该如何看呢？所以，要多少搞一点平衡，就得从造大中也选出一个人来，给个无关紧要的职位，扭转目前的“一头沉”状态。可是，选谁呢？他们把造大的头头挨个过了一遍筛子。

他们首先考虑的当然是造大的一号头头牛司令。但很快即否决了。牛司令一向不甘寂寞，他的鼻高音总是充满火药味，他要是上来，地委还有宁日吗？第二个考虑的是将军。将军在造大头头里属右倾，但那一副极有城府老谋深算的模样着实让人不大放心，有这么一个人潜伏在地区首脑机关，不亚于身旁埋一颗定时炸弹，谁知哪时会爆炸？不行，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该考虑的人选当是二哥了。二哥倒是个务实的人，为上千口人当家理财，没出任何差错。但这人太固执，太倔，派性十足。你看他明明是管后勤的，却要带兵去抢枪，黑灯瞎火的，又是高度近视，也不怕摔了跟斗。还有，他一手主办的大喊大叫报，专门发表些攻击力很强的派性文章，可见此人冥顽不化。再就是小何，已因“D县惨案”而被捕，不予考虑。最后，只剩下阿义了。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阿义无声无息，没什么作为，是造大头头中最平庸的一个，人也似乎老成憨厚。好，就是他了。

阿义就这样当上了副局级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弄权者才发现自己错了，他们过低地估计了阿义的能量，阿义绝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软弱可欺。尤其令他们头痛的是，阿义不仅有着非凡的韧性和战斗力，还在群众中有个好人缘，简直拿他毫无办法。这一点，在清理“三种人”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色暴里提拔上来的头头全从天上掉到地上，有的成为阶下囚，惟有阿义摇摇晃晃成了不倒翁。时至今日，保留处级干部级别的只有阿义，尽管他早已离职从商，生活、人缘依旧很好。

悠悠岁月，逝水流年。四十个寒来暑往，弹指一挥间。从毕业匆匆离散至今，几次同学会开过，始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学从未露面，有的根本联系不上，生死不明。当年那场“史无前例”使我们之间伤害得太深太深，不堪回首的事太多太多，不见面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是的，不见也罢。真的见了，回首当年，又有什么意思呢？当年，我们是那么痴迷于“革命”，痴迷得癫狂，痴迷得歇斯底里，痴迷得舍生忘死，痴迷得伤痕累累。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噩梦。痛定思痛，只会痛上加痛。如此看来，不见，也好。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是吗？譬如“文化大革命”。

作者简介：王立忱，吉林省洮南市人，67年大学毕业，64年开始发表＊＊＊＊＊作。现任《短篇小说》首席编辑。早年当过中学老师，机关干部。自80年代初担任吉林市《短篇小说》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及执行主编等职。迄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报告文学等近200万字。曾有小说集《兵从天降》、《王立忱自评小说选》，还在近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女伶》。现为吉林市作协副主席、吉林市写作学会会长；编审。

题目：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战争》字数：约17.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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